我这心里啊，像是被谁揉皱又展开的旧报纸，皱皱巴巴的，怎么也抚不平。
办公室里空调开得足，我却觉得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那种冷。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报表，那些数字在眼前跳，跳着跳着就糊成一片。我眨了眨眼，把那股子酸涩憋回去——田颖，三十四岁，企业里不上不下的管理层，离异带个七岁儿子，你没资格在这里掉眼泪。
手机震了一下，是王琳发来的微信：“颖姐，下午的会改到三点了，刘总说要重点听你们部门的汇报。”
我回了句“收到”，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半天，又补了个笑脸表情。王琳是我的下属，刚毕业两年的小姑娘，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看什么都新鲜。她不知道，她眼里那个干练的颖姐，昨晚躲在卫生间里，抱着马桶吐得昏天暗地——不是病了，是哭得太狠，胃里翻江倒海。
离婚手续办完半个月了。红色的本子换成了绿的，揣在包里像块烙铁，烫得我坐立不安。陈磊——我前夫，倒是潇洒，搬出去那天只拖了一个行李箱，好像这七年的婚姻，这间我们共同还贷的房子，这个我们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于他而言不过是件穿旧了的外套，说脱就脱了。
“小凯归你，”他说这话时没看我眼睛，盯着鞋尖，“抚养费我按时打。田颖，咱们好聚好散。”
好聚好散。多轻巧的四个字。我那时居然还点了点头，像个听话的木偶。等门“咔哒”一声关上，我才瘫坐在玄关地砖上，看着儿子小凯从儿童房探出头来，那双和他父亲极像的眼睛里，盛满了惶惑。
“妈妈，爸爸还回来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最后只是爬过去，把他搂进怀里，很紧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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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姐？颖姐？”
王琳的声音把我拽回现实。我抬头，看见她端着杯热咖啡放在我桌上，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关切。“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
“没事，”我接过咖啡，热气氤氲上来，模糊了镜片，“昨晚赶报告睡得晚。”
这是真话，也是假话。报告是赶了，但失眠是因为整夜睁着眼，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反复重播着和陈磊从相识到陌路的每一个片段。大学社团里那个弹吉他、笑起来有点痞的男生；婚礼上紧张得差点念错誓言的新郎；小凯出生时，他红着眼眶说“老婆辛苦了”的丈夫；还有最后这一年，越来越晚归，身上带着陌生香水味，眼神躲闪的陌生人。
“对了颖姐，”王琳压低声音，凑近了些，“我听行政部小李说，刘总可能要调整中层，咱们部门……”她没说完，但那意思我懂。企业这两年效益下行，裁员的风声就没断过。一个刚离婚、带着孩子、状态肉眼可见不佳的女中层，在领导眼里是什么分量，我心里明镜似的。
“做好手头工作就行，”我说，声音比想象中平稳，“该来的总会来。”
王琳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回头：“颖姐，不管你信不信，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真的。”
小姑娘眼睛亮晶晶的，看得我心头一暖，又一阵酸楚。厉害什么呀，不过是硬撑罢了。
下班去接小凯。他读小学二年级，放学总爱和同学在操场疯跑。今天却乖乖站在校门口，背着大大的书包，看见我，小跑着过来，牵住我的手。
“妈妈。”
“嗯？”
“今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他声音闷闷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怎么写的？”
“我写……我写我和妈妈，还有外公外婆，在老家院子里吃西瓜。”他抬起头，眼睛看着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外公家？我想外公了。”
孩子的心，像最清澈的水潭，什么都映得出来。他知道这个家不一样了，知道爸爸不会再回来了。他不闹，不问，只是悄悄地把对“家”的想象，挪到了那个有院子、有西瓜、有外公外婆的远方。
我蹲下身，把他抱进怀里。“好，妈妈带你回去。”
当晚我就给父亲打了电话。老家在离这座城市两百多公里的乡下，青石镇。电话接通时，背景音里是咿咿呀呀的戏曲声——父亲爱听戏。
“爸。”
“小颖啊。”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熟悉的、令人安心的粗糙质感，“吃饭没？”
“吃了。”我靠在沙发上，小凯已经睡下，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爸，我……我和陈磊，离了。”
说出来了。这半个月，我跟公司请假的理由是“家事”，跟朋友说是“冷静期”，跟母亲打电话也支支吾吾。只有对着父亲，这句话像有了自己的意志，挣脱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戏曲声还在响，是《四郎探母》，杨延辉在那里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心里揪紧了，等着那声叹息，等着“当初怎么劝你都不听”的责备，或者“孩子怎么办”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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