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公司十三楼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凉的玻璃。三十岁的生日是在上个星期二悄悄溜走的，部门里那群年轻姑娘们给我订了个蛋糕，粉色的奶油上写着“颖姐永远十八”，我笑着切了蛋糕，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阵阵地发紧。
“田经理，陈总让你去一趟。”助理小赵探进半个身子，眼神躲躲闪闪的。
我知道是什么事。上个季度的业绩报表摆在桌上，红色的箭头向下指着，像一把把刀子。我们这个建材分公司，在行业寒冬里摇摇欲坠，裁员的风声已经吹了两个月。我理了理西装外套，深吸一口气——这口气吸到一半就卡住了，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不上不下的。
推开陈总办公室的门时，我听见自己的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虚张声势的味道。
“坐。”陈总没抬头，手指在平板电脑上划拉着，“田颖啊，你在公司八年了吧？”
“八年零四个月。”我坐下来，背挺得笔直。
“老员工了。”他终于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看不出情绪，“公司的情况你也清楚。总公司那边要求我们部门缩减百分之三十的人力成本。”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缩起来。新做的美甲是昨天才去做的，酒红色带着细细的金粉，花了我四百八十块钱。美甲师小妹妹一边给我磨指甲一边说：“颖姐你这手型真好看，适合做婚甲。”我当时笑了笑，没接话。
“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陈总继续说，“但你也知道，管理岗的成本比较高。总公司建议……部分中层可以转回业务岗。”
转回业务岗。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三圈，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降职，减薪，和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起跑工地、看现场、陪客户喝酒。我三十岁了，我的腰椎去年查出有问题，医生说我不能再穿高跟鞋站太久。
“我考虑一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惊讶。
“尽快给我答复。”陈总点点头，“春节后就要调整到位了。”
走出办公室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妈妈”两个字。我走到消防通道里，按了接听键。
“小颖啊，车票买了吗？”妈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老家冬天特有的那种干冷气息，“你弟说今年新媳妇第一年在家过年，要热闹热闹。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公司可能春节要加班，想说也许回不去，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买好了，腊月二十八下午到。”
“那就好，那就好。”妈妈的声音松弛下来，“你弟媳妇可勤快了，这几天帮着收拾屋子，买年货。你回来啥也别买，家里啥都有。”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直到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妆有点花了，眼角的细纹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明显。我今年三十岁，在一家摇摇欲坠的公司做中层管理，未婚，存款刚够付个郊区小公寓的首付。老家的人说我“在大城市当领导”，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每天早上挤地铁时都在算，这个月的房贷、房租、信用卡还款日到底该怎么错开。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闺蜜林薇发来的微信：“今晚相亲局，给你约了个海归博士，见见？”
我回了个苦笑的表情：“今天算了，刚被领导约谈，可能要降职。”
林薇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什么情况？陈胖子要动你？他是不是有病？你们部门哪年的业绩不是你扛起来的？”
“行业不景气，总要有人背锅。”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薇，我可能……真的该考虑回老家了。”
“你疯啦？”林薇的声音拔高了八度，“你在上海奋斗了十年！十年！现在回去？回去干什么？跟你妈介绍的公务员结婚生孩子？田颖我告诉你，你敢回去，我就敢买张票去你老家把你绑回来！”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林薇是我大学同学，我们一起挤过地下室，一起吃过半个月泡面，一起在酒桌上跟客户周旋。她知道我所有的不容易，就像我知道她的。
“行了，别哭唧唧的。”林薇的语气软下来，“晚上还是出来吃饭吧，不相亲，就咱俩。我请你吃日料，咱喝点清酒，骂骂老板，明天又是条好汉。”
“好。”我吸了吸鼻子。
那顿日料吃了六百八，林薇抢着买了单。我们喝了一壶清酒，微醺着走在上海的冬夜里。外滩的风冷得刺骨，但对岸的灯光璀璨得像个不真实的梦。林薇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上：“颖啊，你还记得咱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吗？住在浦东那个老破小，夏天热得睡不着，咱俩就爬到天台上看星星。”
“记得。”我看着江面上的游船，“你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在陆家嘴有自己的办公室。”
“你现在已经有了啊。”林薇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虽然陈胖子不是东西，但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坐进那个办公室的。别轻易放弃，听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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