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江风把眼泪吹干了，在脸上留下紧绷的痕迹。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踏上了回老家的高铁。行李箱里塞满了给家里人买的东西：给爸爸的羊毛衫，给妈妈的羊绒围巾，给弟弟的皮带，给弟媳的护肤品套装。我还特意去买了上海的特产，大包小包的，把行李箱塞得快要炸开。
高铁驶出城市，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农田村庄。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机里，工作群还在不断跳出消息，关于年终奖发放的传言，关于裁员名单的猜测，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赶都赶不走。
“姑娘，你也是回家过年啊？”旁边座位的大姐凑过来搭话。
我睁开眼，点点头。
“一看你就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大姐笑眯眯地说，“气质不一样。我女儿也在上海，今年说不回来了，说要加班。唉，现在的年轻人啊，忙。”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好笑笑。
“结婚了吗？”大姐又问。
“……还没。”
“得抓紧啊。”大姐拍拍我的手，“女孩子啊，事业再好也得有个家。你看我女儿，三十三了，还在拼，我说她她不听。这女人啊，就像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
我转过头看向窗外，假装被风景吸引。窗玻璃上倒映出我疲惫的脸，还有旁边大姐那张忧心忡忡又热切的脸。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每年回家都会遇到。亲戚、邻居、甚至不认识的路人，都会关心你的婚姻状况，像是关心一件即将过期的商品。
五个小时后，高铁到站了。老家的火车站新修过，气派了不少，但一出站，那种熟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尘土味、汽油味、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混杂在一起，组成一种叫做“故乡”的味道。
弟弟田磊在出站口等我。三年不见，他胖了些，穿着件黑色的羽绒服，手里夹着根烟。看见我，他把烟扔在地上踩灭，快步走过来。
“姐！”他接过我的行李箱，“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给家里买的。”我打量着他，“你胖了。”
“可不嘛，天天坐办公室。”田磊挠挠头，笑得有点憨厚，“快走吧，妈从早上就开始念叨，说你要回来了。”
田磊开着一辆二手国产车，车里烟味很重。我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
“姐，你这次能待几天？”田磊一边开车一边问。
“初五就得走，公司事情多。”
“哦。”田磊顿了顿，“那个……你弟媳妇，叫李静，你见了面多担待点。她是家里独生女，有点娇气。”
“知道了。”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道。老家这几年变化很大，盖起了很多新楼盘，开了几家大型超市，但街道拐角那家老文具店还在，我高中时常在那里买练习本。
车开进我们家的老小区。这里是二十多年前的职工家属院，房子旧了，墙壁斑驳，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冬天叶子掉光了，枝干虬结着指向灰白的天空。
我们家住三楼。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说笑声。田磊掏出钥匙开门，门一开，热气夹杂着饭菜香扑面而来。
“小颖回来了！”妈妈系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身，手里还拿着锅铲。
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闻声转过头，笑呵呵地说：“我闺女回来了。”
然后我就看见了李静。
她坐在沙发上，穿着粉色的珊瑚绒家居服，怀里抱着个抱枕，正低头玩手机。听见动静，她抬起头，朝我笑了笑：“姐回来了。”
那笑容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但眼睛里没有什么温度。我点点头：“你好。”
“静静，快给你姐倒杯水。”妈妈在厨房里喊。
李静慢吞吞地站起来，去饮水机前接了杯温水递给我。她的手很白，手指纤细，指甲上贴着亮晶晶的水钻。我接过水杯时，看见她手腕上戴着一个金镯子，沉甸甸的。
“谢谢。”我说。
“姐你别客气。”李静又坐回沙发，重新拿起手机，“路上累了吧？”
“还好。”
气氛有点尴尬。田磊把我的行李箱拖进来，大声说：“妈，做什么好吃的呢？我都饿了。”
“都是你爱吃的。”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小颖啊，你去洗个手，马上吃饭了。”
我去卫生间洗手。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很陌生——在公司的田经理，在高铁上的都市白领，此刻在这个老旧卫生间的镜子前，又变回了“田家的大女儿”。这个身份像一件不太合身的旧衣服，套在身上，哪里都别扭。
晚饭很丰盛，摆了满满一桌子。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多吃点，你看你在上海瘦的。”
爸爸开了瓶白酒，给田磊倒上，也给我倒了一点：“小颖也喝点，暖暖身子。”
李静坐在田磊旁边，小口小口地吃着饭。妈妈夹了块排骨给她，她笑笑说：“妈，我减肥呢，不吃这么油腻的。”
“减什么肥，你不胖。”妈妈说，“现在的小姑娘啊，就知道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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