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
这个名字我有三年没认真听人叫过了。现在他们都喊我“小陈家属”，或者“陈望来的媳妇”，再或者——就是抱着九个月大女儿、在住院部走廊上站着发愣的那个女人。
腊月二十三，小年。
窗外的雪下得像撒纸钱。
我站在结算窗口排队，前面还有十七个人。女儿趴在我肩头睡着了，口水浸湿了我毛衣肩头那块毛线，洇成一团深色。我腾不出手擦，就那么湿着。四十万。我脑子里只有这三个字。四十万，三十四天，两条命，还有此刻躺在ICU、还不知道丈夫和弟弟都已经走了的大姑姐。
排到我的时候，收费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种眼神我这一个月见得太多了——同情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庆幸遭殃的不是自己。
“陈望来，陈德厚，费用结清了。”我把单据推过去。
她低头打字，噼里啪啦。
“您……丈夫和公公是一起出院的？”她问。
一起出院。她用了这么体面的词。
“一起走的。”我说。
她愣了一下，没敢再抬头。钢印砸在死亡证明上，咚的一声。女儿在我肩头动了动，哼唧了两声。我轻轻拍她的背，拍了很久，拍到她重新睡沉。
拍的时候我在想，原来这就是天塌。
不是轰的一声巨响，不是撕心裂肺的嚎啕。是你抱着孩子站在医院走廊，窗外的雪落在窗台上没人扫，而你连腾出手擦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想把这一切记下来。
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控诉。是年年长大后若问我，爸爸去哪了，爷爷去哪了，姑妈为什么不常来了——我得有个东西，指给她看。
喏，孩子，这就是那一年。
雪那么大，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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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到清水镇周家村，今年是第四年。
丈夫陈望来是镇自来水厂的维修工，每个月到手四千三。公公陈德厚年轻时在窑厂扛砖，落下一身病，六十二岁就佝偻成一把弯弓。婆婆走得早，家里就剩大姑姐陈望娣——我该叫大姐——比望来大六岁，早年嫁去邻县，后来离了，一个人搬回来住，帮衬着照顾老爹。
日子过得紧，但紧有紧的过法。
望来手巧，家里的电扇、洗衣机、漏水龙头，没有他修不好的。厂里值夜班有三十块钱补贴，他总是抢着值。大姐做饭好吃，拿手的是萝卜炖肉，萝卜炖到透明，肉化在汤里，她能让我多吃一碗饭。公公话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是我在这院里听过最多的动静。
年年是去年四月生的。
那年春天来得晚，桃花开的时候落了雪。我阵痛了两天两夜，最后剖腹产，把孩子从肚子里捧出来时，医生说是个姑娘。望来站在产房门口，戴着鞋套，穿着那件洗褪色的蓝工装，眼眶红得像害了眼病。
“姑娘好。”他说，声音发哽，“姑娘贴心。”
他给女儿取名“年年”。我问什么意思。他低头想了很久，说：“年年有今日——不是过年那个年年。是每一年，都像今天这么高兴。”
我笑他酸。
那是去年四月，距离那年腊月，还有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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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是九月二十二倒下的。
那天中午他还在扫院子，扫完靠在门框上歇气。我抱年年在堂屋喂奶，透过窗纱看见他身体慢慢往下出溜，像一袋面粉从墙根滑落。
“爸？”
我叫了一声。他没应。
我抱着年年冲出去，奶瓶摔在地上，玻璃碴子溅了一脚背。公公侧躺在水泥地上，眼睛半睁，嘴歪向一边，口水顺着嘴角淌到耳朵里。
“望来——！望来——！”
我的喊声把年年吓哭了。她在我怀里拼命蹬腿，嗓子都劈了。望来从后院冲进来，看见地上的人，愣了两秒，蹲下去喊“爸、爸”，声音一声比一声低。
大姐在镇上买菜，接到电话骑电动车回来，腿软得下不了车，是被邻居架进门的。
那天傍晚，救护车把公公拉走了。我抱着年年坐在后座，望来挤在担架边上，攥着公公的手。那只手我太熟悉了，粗糙，关节变形，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此刻它软得像一团发过的面，攥不住人。
镇医院做不了开颅手术，连夜转去市里。
那一夜我没合眼，年年也没合眼。她一直哭，哭累了睡十几分钟，醒了继续哭。我抱着她在ICU门外的长椅上坐到天亮，脚边的地板上全是奶粉洒的白沫子。
第二天下午，望来把我拉到楼梯间。
“脑干出血，”他说，背对着窗，脸在暗处，“医生说……最好的结果也是瘫痪，说话、吞咽、大小便，全都不行了。”
他点了支烟，手在抖。他不抽烟的，这包烟是问隔壁家属借的。
“姐呢？”我问。
“在病房守着，赶都赶不走。”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楼梯间有扇小窗，玻璃上糊着陈年的灰，透进来的光是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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