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她穿着那件在商场试了三回没舍得买的藏青色风衣，站在一群大爷大妈中间，仰着下巴说：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周围人哄地笑了，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林姐也不恼，从包里掏出保温杯，慢悠悠拧开，枸杞的香气飘出来。
她冲我眨眨眼：
“田儿，你说，女人到了咱们这年纪，是得降价处理，还是得提价等着？”
我没接话。
因为就在前一晚，我丈夫刚把离婚协议摊在餐桌上。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份协议，忽然想起林姐那句话——
降价，还是提价？
这问题，怕是得用一辈子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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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那天是周六，我妈非拉着我去滨江公园，说是给她老姐妹的儿子相看相看。我说妈我都结婚了，她说你结婚归你结婚，你眼睛毒，帮阿姨把把关。
我没戳穿她。我知道她是听说我最近跟老李闹得凶，想借这事让我散散心。
滨江公园的相亲角在西南角那片银杏林里，每个周末下午两点到五点开市。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最热闹的时候，树上挂满了A4纸，纸上是各家儿女的简历：男，89年，985硕士，有房有车；女，91年，事业单位，肤白貌丽。一张张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一群白鸟扑棱着翅膀，等着被人挑走。
我妈很快找到了她的老姐妹，俩人头凑头开始嘀咕。我站在旁边一棵银杏树下，百无聊赖地刷手机。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声音。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那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清楚楚，像一颗石子投进嘈杂的人声里，溅起一圈涟漪。
我抬起头。
说话的女人站在不远处一张长椅边上，四十几岁的样子，穿着件藏青色的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她面前站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旁边还围了三四个人，都是来给孩子找对象的家长。
老太太显然被那句话噎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闺女，你这话说的……咱们这地方，正经找对象的，谁看衣服啊。”
那女人笑了一下，不是冷笑，也不是赔笑，就是嘴角轻轻一扬，眼角漾出几道细细的纹路。
“阿姨，衣服不看，钱得看吧？”她说，“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这一下，周围那几个人都笑了。
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呢。”
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那女人听见了，也不恼，低下头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慢悠悠拧开盖子。枸杞的香气飘出来，混着春天银杏叶的涩味，居然有点好闻。
她拧上盖子，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田儿？”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真是你？田颖？”
我也愣住了。
“林……林姐？”
是林姐。我们厂原来财务科的林静。
七八年没见了，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仰着，好像随时准备跟谁辩论。
林姐端着保温杯走过来，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妈和她那个老姐妹还在远处嘀咕，不时往这边看一眼，大概以为我交到了新朋友。
“你妈还那么爱操心。”林姐看了眼我妈的方向，笑了笑。
“可不是。”我说，“非拉我来给她老姐妹的儿子把关。”
“那你呢？”林姐转过头看我，“你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餐桌上摆着两碗没动的米饭，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蛋。老李坐在我对面，把那份离婚协议推到我手边。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协议是老李起草的，他到底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房子归我，车归他，存款对半分，孩子跟我，抚养费他按月打。
“你想好了？”我听见自己问。
“想好了。”他说，“咱俩都四十多了，还有几十年要过，总不能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凑合。
我跟他结婚十七年，最后落下一个“凑合”。
我没签字。我说让我想想。
老李说你想吧，想多久都行，我不急。
他当然不急。我后来才知道，他跟厂里新来的那个会计已经好上半年了。小姑娘二十八岁，叫他李哥，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这些事，我是在看见那份协议之后，才一点点对上的。
“田儿？”林姐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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