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在单位加班，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颖，你陈叔走了。”
我愣了几秒。陈叔，那个住在我们村东头的老头，那个每次见我回村都要塞把糖给我的老头，那个十七年来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把自己活成笑话的老头——他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葬礼都办完了，匆匆忙忙的。”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你猜怎么着？他那个保姆，刘姨，昨天拿着遗嘱去家里找你秀英婶要房子，说要什么四千万的财产，还有那三百平的房子。你秀英婶当场就炸了，把遗嘱撕得粉碎，扔到刘姨脸上。刘姨告到法院去了，今天下午刚开的庭。”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脑子里突然跳出陈叔的脸——那张永远挂着讨好笑容的脸，那双永远躲闪着什么的眼睛。
“判决咋样？”我问。
我妈叹了口气：“你绝对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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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田颖，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行政主管。工作说忙不忙，说闲不闲，每天就是开会、写报告、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纠纷。同事都说我性子慢，说话温吞吞的，遇到再大的事也不着急。他们不知道，我是从小看多了村里那些事，知道着急没用。
我们村在城郊，开车进城不到一小时。这些年城市扩张，村里一半的地都被征了，家家户户都分了点钱，盖了小楼。陈叔家是村里最早盖楼的那批——三百多平的三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门口种了两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香飘半条街。
陈叔叫陈建国，今年应该六十七了。他年轻时在城里做建筑包工头，挣了不少钱，后来年纪大了就回村养老。他老婆王秀英是我妈的小学同学，两人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当年陈叔家穷，秀英婶娘家不同意，秀英婶硬是等了他五年，等到陈叔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才结婚。
这是秀英婶常说的话，逢人就说。村里人听了几十年，都能背下来了。
“我等他五年，他倒好，等不了我十七年。”
这话说的是陈叔和刘姨的事。
刘姨叫刘桂香，是我们邻村的，比陈叔小十岁，来陈叔家做保姆那年才四十出头。她男人死得早，儿子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闲着没事，经人介绍来陈叔家帮忙做饭、打扫卫生。
那是我刚上大学那年的事。暑假回家，我妈让我去陈叔家借个钳子，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院子里晾衣服。瘦瘦小小的，穿着碎花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白的脖颈。她回头看我，笑了笑：“找谁呀？”
我说找陈叔。她说陈叔去城里了，下午才回来。又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田家的。她眼睛一亮：“你是田会计家的闺女？长这么大了，我记着你小时候还扎俩小辫呢。”
后来我才知道，刘姨年轻时在我们村小学代过几年课，教过一二年级，我正好是她学生。只是我那时候太小，早忘了。
那天下午，我在陈叔家院子里坐了一会儿，等陈叔回来拿钳子。刘姨给我倒了杯水，又从屋里端出一盘刚洗过的李子，红艳艳的，咬一口甜得很。她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问我上大学的情况，问我在城里生活习惯不习惯，问我想不想家。说话的时候，她眼睛一直看着我，温柔得很。
“你陈叔也经常念叨你，”她说，“说田会计家的闺女争气，考上了好大学。”
我正想说话，秀英婶从屋里出来了。她看了刘姨一眼，没说话，走到院子角落的水龙头那儿接水洗衣服。刘姨赶紧站起来，说秀英姐我来洗，秀英婶摆摆手，说不用，你歇着吧。刘姨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还是坐下了，但再也没说话。
那天我走的时候，陈叔还没回来。刘姨送我到门口，小声说：“有空常来玩。”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两棵桂花树中间，瘦小的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
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刘姨已经在陈叔家干了快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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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工作，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总能听到些陈叔家的新鲜事。
先是听说陈叔和刘姨走得近。村里人嘴碎，传什么的都有。有人说看见陈叔和刘姨一起进城，有人说看见他俩在院子里说话说到半夜，还有人说陈叔给刘姨买了金耳环。
秀英婶一开始不信。她跟我妈诉苦，说刘桂香那人看着老实，干活也勤快，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饭菜也做得好吃，她挺满意的。陈建国那老头子，都六十的人了，能有啥花花肠子？
后来她信了。
那是刘姨来陈叔家第三年的冬天。秀英婶去城里闺女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发现家里的床单换了新的，衣柜里多了几件男人的新衣服，厨房里还摆着两副碗筷——一副是陈叔的，一副是刘姨的。
她没吵没闹，当天晚上做了顿饭，把陈叔和刘姨都叫到跟前，说：“陈建国，你想咋样，你给个痛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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