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以保全一城生灵为条件而降，又该如何评价他？
是忍辱负重的智者，还是变节求存的懦夫？
这个问题，犹如投入静湖的巨石，在各朝士林间激起激烈辩论，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
此番争论，在宋时尤为热烈。
原因无他，五代十国那段记忆尚未走远，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争议的标杆——冯道。
他最早当过唐朝卢龙节度使的幕僚，而后出仕过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
胡人的宰相，他当过。
汉人的宰相，他当过。
卖国贼的宰相，他也当过。
若按儒家忠君不二的标准，他是十足的“不忠不义的无廉耻者”！
但按照儒家的仁爱观念，他是值得夸赞的，至少不该把他骂的那么狠。
在王朝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他周旋其中，劝谏君主、安定百姓、保护文明、启用贤能。
使中原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战乱之苦，文化典章亦得以存续。
于是，宋代士大夫们便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批评派高举“忠臣不事二主”的春秋大义，斥冯道为不知廉耻的典型。
肯定派则援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肯定冯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与价值。
双方皆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辩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
长久以来，因皇权强化与理学兴起，“忠君”思想日益占据上风，批评派的声音往往更响亮。
虽然“忠”与“保民”在多数情境下被刻意塑造为统一。
但忠和保民，很多时候是冲突的。
“朕即国家”，但“朕”和“国家”是两回事。
所以忠分为忠于君王和忠于国家。
但即便是忠于国家，很多时候和保民也是冲突的。
因为很多时候，国家不得不苦一苦百姓。
而忠君，就更和保民冲突了。
大多数君王要求的忠，都是忠于自己。
而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观念，我忠于君王，我的臣属自然也该忠于我。
不能因为我做的不好，就要换一个主人。
所以，大多时候都是批评派占上风。
那些更看重保全百姓、延续文化的选择，往往只能在私下被部分有识之士所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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