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旺角洪兴祠堂外，灰烬尚有余温，冷风吹过，卷起几缕灰白色的残渣。
清洁工老周推着扫帚，动作麻利地将昨夜“除秽仪式”留下的狼藉清理干净。
簸箕里，除却烧尽的纸钱灰，还有些未完全燃尽的碎屑。
他扫着扫着，眼角瞥见一片焦边纸上，半枚殷红的蜡印正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颗突兀的血点，在灰白中显得格外刺眼。
老周的心猛地一抽。
这纹样，他太熟悉了。
三十年前，他还在西环殡仪馆当个小杂役，负责一些零碎的活儿。
那时候，“云社”的人，那些穿着统一制服，脸上总是带着一股子阴沉劲儿的家伙，就用过同样的蜡封，封过三具面目全非的无名尸的口鼻。
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股子冰冷，那股子说不出的诡异，至今仍像烙印一样刻在他脑海里。
他鬼使神差地没把那片纸扔进簸箕，而是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揣进了怀里。
那股子发自心底的不安，驱使着他丢下手中的活儿，骑上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直奔铜锣湾街市旁的一家老式茶餐厅。
七点整，茶餐厅的门被推开，陈昌准时出现。
他没像往常一样多说一句寒暄，径直走到老周对面坐下。
老周没说话，只是从裤兜里摸出那片沾着红蜡印的纸，轻轻地放在陈昌面前茶杯的底下。
“我兄弟死在福寿园，”老周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股子压抑不住的愤怒和悲恸，“他们说是病死，可我见过他最后一面，嘴里塞的就是这张纸。”他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些，像是怕被谁听见，“他们是‘云社’的人。”
陈昌的眼神锐利了几分，他点头，没有问太多问题，只是从怀里掏出录音笔，按下录制键。
“您叫什么名字？”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这场悄无声息的对话，没有惊动任何人。
然而，三个小时后，九龙城一处破败废弃的诊所，那扇生锈的铁门上，被人用手写的方式，贴上了一张泛黄的纸。
纸上，用潦草却清晰的字迹，写着——“丙十七遇难者名录”。
那是这场被掩埋多年的阴谋，被撕开的一道细微却致命的裂口。
与此同时，李俊并没有急着返回猛虎堂的总部。
他让飞全开车，一路向西，来到了屯门青山禅院后山的一处荒废茶寮。
此处早已没了往日的喧嚣，只剩下断壁残垣，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落寞。
这里，曾是六七十年代江湖中人谈判的“中立区”，如今，只有风吹过残破石桌的呼啸声，像是一种无声的叹息。
李俊将一张手绘地图摊开在石桌上，地图上，赫然标记着七个尚未曝光的“云社”关联机构的旧址。
其中，有两所私立精神病院，一家骨灰安置所，还有三间已经被收购、表面上披着慈善外衣的基金会。
这每一个点，都像是一颗埋藏的炸弹。
他看向飞全，眼神冷峻：“不烧、不砸、不杀人。你去联络东莞仔和骆天虹，就说‘当年埋棺的地方，现在可以种树了’。”
飞全一愣，脸上带着一丝迟疑：“老大，他们会信吗？”
李俊冷笑一声，那笑容里没有半分暖意：“那就让他们自己挖出尸骨来看。
记住，每处地点只派一人驻守，戴口罩、穿工装、挂工作牌——我们要做的是‘施工队’，不是‘复仇者’。”他的话，像是在下一盘看不见的棋，每一步都精准而狠辣。
而在另一边的律师事务所，余文慧正埋头整理着那些沉甸甸的诉讼材料。
她感到门缝下有什么东西滑了进来。
她弯腰拾起，是一个牛皮纸袋。
打开后，里面是一份泛黄的医疗评估表。
患者姓名一栏，赫然写着“林小芸”。
“林小芸”，正是她母亲婚前的名字。
表格显示，1989年某日，一名女性因“情绪失常”被送往沙田安宁中心，经过“特别观察程序”后，被宣告死亡，家属签收了骨灰。
可她母亲，明明活到了2005年，还在她脑海里留下了许多温暖的记忆。
她的手开始颤抖，她颤抖着手比对笔迹，确认那个签收的签名，绝非她母亲的亲笔。
那一刻，她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但她没有立刻崩溃。
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如潮水般涌了上来。
她迅速将文件扫描归档，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黄志诚的号码。
“我要见所有还能说话的护士长，”她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尤其是当年在沙田值过夜班的。”挂断电话前，她补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丝决绝：“这次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查。”
在澳门葡京后巷的修车铺里，骆天虹正一手擦拭着一把老式左轮手枪，一手接听着飞全的电话。
这把枪，他用它打死过五个对家，也曾在庙街替兄弟挡下九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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