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所的地下档案室在负二层，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霉味和陈旧纸张发酸的气息。
这里听不见外面的车水马龙，静得像个坟墓。
余文慧把那个半米厚的黑色文件夹重重地顿在铁架子上，震起了一层细灰。
灰尘在昏暗的灯光下乱舞，呛得她皱了皱鼻子。
封皮上写着一行黑体字：《诉周慕云及涉黑团伙组织犯罪案·终审卷宗》。
为了这几个字，她瘦了十斤，掉了不知多少头发，还得了一种听到电话铃声就心悸的毛病。
她没有立刻把那根用来封口的棉线绕上去。
手伸进大衣口袋，她摸出了一个透明的塑封袋。
袋子里夹着一朵已经干枯发黄的野姜花。
花瓣蜷缩得像婴儿皱巴巴的拳头，根茎上还带着点洗不净的泥垢。
这是昨晚婉婷送来的。
那是在“丙十七”号地块——也就是埋着阿泽和那二十二个工人的大坑边上，长出来的唯一一株活物。
在全是水泥、钢筋和尸骨腐肉的废墟里，它倔得像个异类。
余文慧小心翼翼地把这朵干花夹在卷宗的最后一页。
那里是一份《平反公告》，上面密密麻麻列着二十三个名字。
阿泽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睡吧。”
她低声说了一句，像是哄孩子，又像是对自己说。
手指灵活地绕了几圈棉线，打了个死结。
那种粗糙的棉线勒进指肉的感觉，让她觉得真实。
O记办公室。
百叶窗拉下了一半，把午后的阳光切成一道道刺眼的光条。
黄志诚把那枚磨得发亮的警徽放在桌面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接着是一把其貌不扬的格洛克17，弹夹已经退了出来，整整齐齐摆在警徽旁边。
他对面的陈Sir正在低头签一份报销单，笔尖在纸上划得飞快，连头都没抬。
“不干了？”陈Sir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累了。”黄志诚从兜里摸烟，摸了个空，才想起来为了戒烟已经改嚼口香糖了。
他嘴里那块口香糖早就没了甜味，嚼起来像块老橡胶，“我想申请去守水塘，或者去社区警署。每天帮阿婆找找猫，给逃学的小鬼上上课，挺好。”
他指了指窗外，那是九龙深水埗的方向。
“O记抓贼，抓了几十年，贼越抓越凶。”黄志诚苦笑了一下，搓了搓满是胡渣的下巴，“我想去教教那些孩子，怎么认工牌上的名字。
别让他们觉得，纹条龙、拿把刀就是威风。得让他们知道，像阿泽那样为了老婆孩子拼命干活的人，才是真英雄。”
陈Sir终于停下了笔。
他抬起头，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黄志诚。
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像是要把黄志诚脸上那点疲惫看穿。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枚警徽和配枪推了回来。
力道不大，但态度很硬。
“收回去。”陈Sir重新低下头，继续签那份该死的报销单，“以前我们要抓的是拿刀的贼，那种贼好抓，一颗子弹就老实了。但以后……”
笔尖在纸上重重一点，戳破了纸面。
“以后我们要抓的，是像周慕云那种穿着西装、懂法律、玩资本的‘体面贼’。这种人，社区警署的小警察搞不定。”陈Sir的声音沉了下去，“这种贼最怕的不是枪，是良心。黄Sir，你的良心还没烂，留着吧，还有用。”
黄志诚看着那枚警徽，光条映在上面，刺得眼睛发酸。
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警徽抓回手里，硌得手心生疼。
余文慧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多了一个瓦楞纸箱。
箱子封口很随意，甚至没用胶带，只是交叉着折叠了一下。
“谁送来的？”她问正在整理文件的助手。
“飞全。”助手头也没抬，“他说那个叫李俊的人让他送来的，放下就走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好像怕我们要他付停车费似的。”
余文慧心头一跳。
她拆开箱子。
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是破烂。
一截烧得焦黑的木头，那是龙头棍的残柄，摸上去还能蹭一手黑灰。
一块被磨得有些光滑的铜牌，背面刻着“阿泽”两个字，那是阿泽在工地上用来领盒饭的工牌。
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糖纸，水果硬糖的那种，那是林怀乐在发疯前最爱吃的廉价零食。
箱子最底下压着一张信纸。
字迹很潦草，笔画锋利得像刀痕，一看就是李俊亲笔写的。
“猛虎堂散了。账上的钱，全部转入了‘丙十七后代助学计划’。别找我，我不习惯穿西装，也不想坐牢。”
信纸很短，没有落款。
余文慧捏着那张纸，突然笑了。笑得眼眶有点热。
这个混蛋，到最后还是这么干脆。
他把旧时代的垃圾都打包送给了她这个律师做证据，自己却两手空空地消失在人海里。
原丙十七号地块，现在是个大工地，但不是盖楼，是在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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