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华人资本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家，包括香港、澳门的华人企业家，在海外开始有少量的投资。60年代以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额大量增加。这些华人的投资是一种资本输出。它们在投资接受国内，很自然地被看作外国资本，而不是该国的民族资本。但是，其在海外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是在投资接受国注册的，它们的生产总值同样被计入投资接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它们以各种形式与投资接受国内民族资本相结合。所以，这一部分华人资本也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单纯博士认为，海外华人政治上效忠于当地社会，经济上是当地主流经济中的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补充部分，并可利用民族纽带进行全球经济合作。通过华人资本属性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研究各国的华裔公民在该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睦共处与经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
族群关系
由族群关系构成的华裔网络既可规避风险又便于抢占市场，它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
当代世界华商的经贸网络，主要是以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为基础而发展、扩大起来的；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的形成，更集中地体现华商网络的基本特点，它是依托于华族移民的族群关系，随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之中，而扩散到全球。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形成一条民族移民的世代走廊。
商帮
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和江苏、浙江一带，那里方言众多，移民们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并在帮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各帮移民很会经商做生意，各帮的商业活动也侧重于一些地方和某些物产。例如米业，早期是由潮洲人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操纵和控制。华商间的业缘和物缘关系得到发展。 随着各帮移民经商生意越来越红火，宗亲与乡亲会馆便成为华商集会的重要场所。中华商会逐步突破了亲缘和地缘的限制，作为华商们业缘组织，便由此发展起来。由同姓宗亲会到异姓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中华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
企业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华商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华商经贸网络的企业形态多种多样。母公司之下设立分公司、转投资企业等；在企业外部发展联营，建立合资企业、联营公司、联系公司、联号公司、控股公司、跨国公司等等。华商传统的合伙制向股份制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华人财团的崛起，在传统伙伴制的基础上互相参股，组成具有实力的集团，进行多角跨国经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华人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过程，对华商来说，既能有效地避开一个时期中一国国内政策对它发展的限制，或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外部网络的办法来分散风险；又能适时、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 世界性的华商网络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它能直接参与新型产业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
华人企业通过网络寻求的是市场优先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甚至服务都无法与美、日企业抗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企业高效运转的原因。世界华商经贸网络在全世界的拓展，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华商经贸网络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展，主要不是通过某种制度结构来体现，而是以族群联系和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而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华商网络具有网状开放性和共通性的特点。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把华商企业之间的关系比作当今电脑的互联网网络。认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特征上二者都十分相似。互联网电脑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任何一位入网成员都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网络的价值来自于信息市场的扩大；在华人圈，企业网络也可以无限扩大，没有权力中心。他说：“那是很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华人家族企业其实就是宗族和同乡之网，许许多多小网交织成一大面铺盖全球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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