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厨的大师父是我竹山湾的七伯父，一双眼珠子，挣得又大又圆，舌头好像是横咬在嘴里，说话时喷着小痰小水，说：
“老叔哎，老婶哎，客人多了，加几张桌子啰，无非就是圆的红薯粉丝，多买几尺长；无非就是七八两重的鲢鱼子，多买几条；无非就是新鲜的黄花菜，多摘几朵吧。”
我大伯母黄连，似乎还未从丧父之痛中恢复心智，似乎还太幼稚，依然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拜堂的爆竹子一响，主持仪式的剪秋高喊：
“新郎新妇入堂！”
众人簇拥着黄连，催她赶快去拜堂。黄连平时喊茅根，都是一句一声清甜的哥哥。黄连问我大姑母金花：“今天是我和茅根哥哥拜堂成亲？”
金花一张甜嘴巴，说：“祝老弟和老弟嫂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邻居家双层下巴的胖妇人茵陈，直口直嘴，说：“拜完堂，你和茅根哥哥就是夫妻了，晚上，两个人可以抱在一起困告告了。”
金花啐了茵陈一口：“你呀，你娘老子给你洗三朝澡澡，肯定未洗干净。你那嘴巴子，活像块抹灶台的抹布，满是油污。”
黄连是个天生的痴情女子，每天跟在茅根的屁股后面走，前屋跟到后屋，秤不离砣，砣不离秤。轻轻地、悄悄地说着别人永远听不到的知心话，似乎又永远说不够。
我家添章屋场，建有九间正房，正中三间，中间是堂屋，进深较长。东西两边，各批三间，出橹阁的房子，叫做横堂屋。
老古板的风俗是，进屋的右边为大，在边为小。我大爷爷和大奶奶，当然是住右边的横堂屋，我二爷爷和二奶奶，只能住在边的横堂屋。
我大伯父茅根和我大伯母黄连的新始洞房，紧挨着我大爷爷和大奶奶的房子。白天，男人们下地干活去了，我大奶奶喊开黄连的房门：
“黄连，妈妈问你一个事哒。”
黄连双手搓着衣角子，说：“妈，您问吧。”
“你这个月，有没有来过好事？”
“妈。我不懂，什么叫做好事？”
“好事你都不懂？黄连，每个女孩子，到了十三四岁，下体里，每个月都会流出血水。”
“嗯嗯，好像流过一两次，后来，又没有了。”
我大奶奶抚摸着黄连枯黄的、分岔的头发，明白了，这苦命的孩子，饭都吃不饱，命也保不住，哪还有什么好事来啰。
眼下，我大奶奶的责任，是抓紧黄连的营养补上来。悄悄地在厚朴痞子那里，买了当归、党参、阿胶几味中药，炖在老母鸡里，专给黄连一个人吃。
眼见我大伯母的脸色红润起来，头发光泽起来，我两个奶奶，才开心地笑了。
我大伯母茅根，大伯母黄连，拜完堂才一个多月的时间，生漆搅在桐油里，桐油搅在生漆里，浓浓稠稠，哪里分得开？
当时，我大伯父要去浏阳给阿魏痞子当轿夫子，黄连默默地扯着我大伯父茅根黑大布衣褂子，就是不做声，就是不肯松手。
我大伯父的心儿，胆儿，肝儿，肺儿，肠儿都溶化了，化仃成一团软软的泥巴。
我大伯父轻轻地抓住我大伯母微微颤抖的、瘦削的双肩，一口口急促的、热乎乎的气体喷在我大伯母的脖子上，我大伯母感觉到微弱的痒意，心中的江春水，在眼中荡起星辰般的涟漪，而我大伯父像荡着双浆的追风少年，在我大伯母两个眼睛的春湖里，“咿呀咿呀”地前行。
我大伯父轻声地对我大伯母说：“哈巴妹妹，我三五天就回来了，你担心什么？”
我大伯母，顿时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咪，躲在我大伯父的胳肢窝里，双眼通红，眼泪像吊起高山上的春天小溪，漱石般的跌下来，依然不说话，依然不松手，仰起倔强的头，痴痴呆呆地望着我大伯父。
我大伯父像丢失了两个魂，五个魄，说：“黄连妹妹，你怎么不相信我呢？”这口气，分明是对我对大姑母金花的四岁半女儿公英，说话的口气：“到濲水街上，我给你买一盒烘糕回来。乖，听话啰。”
百十里外的龙城县双正街上，赵家铺子的烘糕，用糯米粉、米粉、谷麦子粉、蜂蜜糖、甘遮糖做的烘糕，长三寸二分，宽一寸二分，通体金黄金黄，吃起来，格外脆、香、甜。
我们平日里，走亲访友，用纸片包着十多片、二十片烘糕，用染红了的竖麻绳绑一个十字结，中间贴一张窄窄的红纸，送礼给人家，算上无上的荣光，倍有面子，出手阔绰。
我大奶奶有个陶制的坛子，下边放着生石灰，防水吸潮。坛子的上半部，放着甘蔗做的片糖，龙城县双正街产的烘糕。
石灰坛子藏在我大奶奶的屏风床下，一般人是轻易看不到的。据我爷老子决明回忆，他曾偷吃过我大奶奶半片片糖，结果被我大奶奶，用干了的黄荆条子，打得屁股开花。
那时候，在我们西阳塅，没有片糖、烘糕哄不好的夜哭郎。
我大奶奶见茅根久久未出房门，竖着耳朵听，听出了一点名堂，推开儿媳妇的房门，假装训床儿子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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