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军从重庆撤到成都，在东面的金堂地区驻防，在该区域驻防的还有在鄂东临时拉起来的朱鼎卿第3兵团。
到成都不久，12月9号“云南大佬”卢汉在昆明发动了起义。10号“西康王”刘文辉，“西南军政公署”的两位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在彭县宣布造起议。因此杨森以有机可趁，暗中派人联络二野的刘邓首长，也打算率部队起义，但其提出的条件过高，被刘邓首长拒绝了。
杨森顿时感觉到形势不妙，又连忙跑到老蒋面前表忠心：绝不学卢汉、刘文辉、邓锡候之流，背叛领袖，愿毕生追随领袖， 一同撤往台岛。还说，为了在西面留下坚实兵力以待日后反攻，愿意将20军交给儿子杨汉烈和侄子杨志，以便掌握军权，防止宵小之辈起有异心。老蒋听后甚为心喜，欣然同意，在让杨森做好准备随其撤离的同时，也命西南军政公署下达20军军长及副军长的正式任命函。在川中各路列强之中，要说见风使舵，杨森算第二，没人敢算第一。
杨帅在公布任命前，特意叫来了杨汉烈和杨志，说道：共军方面不让我起义，借口是我要的条件太高。但我想还是因为当年我与红军过结太多啰。不过，你们两个可是与他们没有血债的，特别是杨志，你当年在安庆时和新四军合作过，还让了好多缴获的鬼子装备给他们；在平江还给他们的通讯处示警，逃过了中统的抓捕，对他们是有功劳的。你娃儿是有前见之明呀。好，好得很。我是留不下来啰，20军就交给你们两个了，要带好手下的弟兄，为他们谋个好出处。”
杨汉烈听到这里，有些伤感：“父亲去到台湾，啥子时候才能回来。”
“这个只有天晓得啰。你也不用担心，老蒋对我还不错，我在那边过得不会差的。你呐，有杨志和众多兄弟姐妹帮你，不说荣华富贵，平安一生是没得问题的。”杨森很是坦然无忧的说道。
杨志则提出了一个敏感问题：“大帅，你让我们当了20军正副军长，景代理军长一定会不服气的，还底下的一些老部下，估计也会不服。他们到时候肯定会有所动作的，你老有啥子指示嘛？”杨志问得很是巧妙，意思是我们到时候处理他们，你不会有意见吧。
杨帅看看杨志，心知他一定有办法处理，也不想再干涉太多，只好说道：“你们两个看着办就是啰。”
次日，杨帅召集20军所有团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由总统签名的委任状，由杨汉烈担任20军长，兼任79师长；杨志担任20军副军长，兼任独立师师长，杨纲源担任20军参谋长，其他人员不变：景嘉谟仍任133师师长、肖传伦任134师师长，向文兵任349师师长。景嘉谟听完任命后，当即面沉似水，一言不发。杨帅也无暇多顾，草草说了几名句勉励的话后，就回城准备撤离了。
杨汉烈留下了师级以上军官，说是分析局势，商讨20军未来之事。杨汉烈示意杨志发言。杨志便说：目前解放军三路大军压进，加之卢汉和刘文辉等起义，成都已成一座孤城，必不能保，整个大西南也将无法存续。所以我们20军也到了该考虑出路的时候啦。
对于杨志的战局形势分析，大家还是认同的。但谈到出路问题，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愿意说出来。
景嘉谟和肖传伦在1936年时，都曾随整编20师（即20军，杨干才时任军长）参加过江淮一带的“剿共”作战，特别是肖传伦，时任398团团长，亲身参与一线指挥作战，与共军是有血债的。
景嘉谟与杨志、杨汉烈有些私交，比较熟络，便说道：“杨志老弟说的出路，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到共军那边后，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秋后算帐，到时就追悔莫及啦。”
肖传伦听完，连忙跟上：“对头，我们跟共军是有血仇的，他们啷个会轻易放过我们嘛。”
杨志看看其他人，说：“其他各位有啥子想法，一起讲出来，大家研究研究嘛。”
参谋长杨纲源也是杨家族人，且资质较浅，主要是随大流，说：“军长说啷个办就啷个办，我服从。”
"鉴于目前的形势，我觉得杨副军长说的出路是可行的。我个人倒无所谓，但我请诸位，为手下几万兄弟想想，不要让他们枉送了性命。”向文兵还是一如既往的先为手下弟兄着想。向文兵随杨帅到贵州当了几年县长，后调到重庆当保警总队总队长，一年前才担任349师师长，这几年一直都未打过仗。所以他觉得，就是到共党那边，凭着昔年抗日功劳不至于小命不保。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他坚信杨志的预判和为人，凭着当年与新四军的交情，跟着他绝不会有风险。
其他各师参谋长基本资质较浅，都没有发言。杨志见大家不作声，就说道：“你们看刘文辉和邓锡候当年就曾围剿过红军，可现在起义了，共党并没有追究，还委以重任。所以，景师长和肖师长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共党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秋后算帐之辈。好，大家回去做好准备，但要注意保密，谁要是泄露了消息，就对不起我们20军五万弟兄，就不是我们袍哥兄弟，不要怪我杨志翻脸不认人。”杨志现在手握强兵，各位主官没有一个敢漠视他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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