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复工之后的当务之急并非是一头扎进新法的推行之事上，而是如何向此时攻势正盛的反对派发起绝地大反击。因为就在他称病在家的日子里，反对派从御史台借来的两把锋利无比的刀已经顶到了新法集团的心窝子上。
在杨绘递上了自己关于东明县户籍纠纷案的调查结果后，赵顼便陷入了沉寂之中，随后便是王安石的称病，而反对派则在此期间趁机加大了声讨变法派和新法的力度。
这一次登场的是未来的大宋宰相——此时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他上疏对赵顼说道：“君子和小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君子讲义而小人言利。陛下你本来想发展农业，但新法却让农民怨言四起，陛下你想减轻百姓的负担，可新法却让某些人借机搜刮民财。某些人嘴上说想为你分忧，可真正爱君忧国的人都不屑于去做这些功利之事。君子都以进取为耻，而那些逐利的小人往往都喜欢标新立异并视守道之人为无能之辈。陛下啊，这种风气可是要不得的，长此下去恐怕会让我大宋有重复汉唐党争之祸的危险啊！”
这些话很好理解，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看出刘大人写这份奏疏是在针对谁。可是，如果说吕诲、司马光和苏轼对新法和王安石的指责还算是有理有据且逻辑思维正常，那么刘挚的这些话就纯属脑子进水神经失常。别的不说，单说这句“君子以进取为耻”，如此说来安于现状且不思进取就是君子之道？那你刘挚何苦考取功名入仕为官？你待在家里整日参禅悟道岂不美哉？
刘挚的这道奏疏其实已经是他的竭力嘶吼了，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几道奏疏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收到半点回音，而他的这些奏疏无一例外都是在向变法派开炮。先是富弼被劾罪之时，刘挚避而不谈富弼拒绝行国法之罪，只是一个劲儿地为富弼叫屈，说此事是有卑鄙小人在故意加害富弼。当富弼主动认罪后，刘挚又转而改口说富弼这等素有威望且于国有功之人应该得到宽大处理切不可责罚太重。
紧接着，刘挚又指责由王安石亲自委派的程昉在治理河患时为了自身的功绩不恤民力以致好些人死于非命。在御史中丞杨绘开始借东明县百姓上访之事而大做文章之时，刘挚身为杨绘的下属也是极力附和长官的意志坚决要求惩处司农寺官员的不法之举。这还没完，耳眼通天的刘挚还上疏指控远在两浙地区的变法派官员不顾上命擅自加增免役钱且害得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凡此种种，刘挚其所为大有要从杨绘手中抢走保守派第一急先锋的架势，然而杨绘和刘挚尽管一顿操作猛如虎，但这却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战果。这时候不但变法派重新获得了赵顼的信任，而且就连贾蕃也已经认罪，他承认自己知道有民众进京上访但却未加阻拦也并未上报，而且他还被查出了有其他的涉及人命的乱法之事。变法派的意思是要对贾蕃数罪并罚，可赵顼却深知这其中的水有多深，贾蕃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或某种强大的势力在为他撑腰，所以对贾蕃绝不可以责罚过重。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赵顼最后对贾蕃予以了宽大处理：余罪不究，只责其放任民众上访之罪。
这里要说到的是，为了将贾蕃这事定为铁案，变法派可以说是精锐尽出。这案子虽然是赵子几在审理，但最后给贾蕃的行为做出定性的却是未来的大宋宰相曾布。此时的曾布因为吕惠卿的丁忧俨然已经成为了新法派的二号人物，虽然他的官职不过就是个判司农寺，但这个当时宋朝的“国家农业和税收改革委员会主任”却是当仁不让的头等实权人物，甚至于他根本就没把杨绘这个御史中丞放在眼里。事实上，何止是杨绘，曾布在平时办公时连参知政事冯京这等人都没放在眼里，他的眼里只有王安石和赵顼，余者皆不足让他为之而敬服。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比吕惠卿还要强势和精明的官场干吏。
我们前面之所以要把这起东明县民众上访事件说成是一桩谜案，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到底是谁把东明县的下等户擅自给升为了上等户？变法派最初坚持认为是贾蕃在故意搞鬼，而保守派里诸如杨绘这些人则一口咬定是司农寺提前划分好了户口等级然后让各县照单收钱，到底孰是孰非呢？这个问题或许曾布能给我们答案，因为曾布在写给赵顼的奏疏里曾说过这样的话：贾蕃身为东明县的知县，在免役法试行期间如果发现新法有不当之处本应该上疏直陈，可他明知户口等级划分有问题却故意不予上陈以致激起民愤，而在民怨奋起之时他又以言语相激导致百姓进京上访。这事即使他没有什么坏心，可至少也说明他在此事上严重失职。
我个人想说的是，曾布的这番话应该是最接近事件真相的。诚如此前所言，关于熙宁变法的种种是非黑白我们作为后人都不应该盲目站队，而是要用客观和独立的眼光去审视这其中的一切。关于这起东明县民众上访事件，变法派和保守派及其拥护者千百年来一直都在相互指责是对方手脚不干净或是蓄意包藏祸心制造事端，但事实上这事双方都有小题大做之嫌。保守派是借力打力试图以此让变法中辍，而变法派则是得饶人处不饶人，而所谓党争就是如此，这里面没有什么是非黑白，有的只是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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