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罗兀城之后，种谔只拟定留下一千五百名士兵守城，但考虑到一座孤城不易坚守，他随后又在罗兀城的外围修筑了永乐和赏逋二座军寨以拱卫罗兀城，可做完了这些还是不能让种谔感到放心和满意。于是，种谔又派遣燕达和赵璞二将带领士兵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时节将废弃的抚宁城进行了增修和加固，如此四城相互依托方才让种谔放心地率领大军主力回到了绥州，而宋朝方面这一次对西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宋朝为什么就不能再往前推进一步呢？答案是没有这个计划，更没有这个能力和准备。具体来说，种谔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边将，他没有这个实力和权限，他自身的实力和能力仅能达到目前的这个状态。他想再有更大的作为除非让他出任陕西四路的都总管，可这是身为武将的他永远都不可能触及得到的天花板。
韩绛呢？他本是一介文官，你让他来守边且还幻想着他这么一个从没打过仗也没读过什么兵书的文人瞬间变身成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至于王安石和赵顼，他们这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要对西夏大打出手，他们的主要精力都在变法筹钱上面，都在与保守派斗法上面，单是这些事就足够让他们头昏脑涨，更何况这个时候的宋朝也不具备对西夏发动灭国战争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声势浩大的“元丰西征”此时距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换言之，种谔夺取罗兀城其实只是宋朝的一个边关将领基于战术层面的考虑而采取的一次突发性的军事行动，而将宋朝的防线整体前移则是属于战略问题，这是皇帝和两府高官们才有资格和能力去考虑的问题。
问题就出在这里，罗兀城的得失于宋朝而言是战术问题，但对西夏则是涉及到了生死存亡的战略性问题，由此而导致的现象就是宋朝只是觉得自己把触角又往前延伸了一截，顶多就是又夺了西夏人的一个城堡而已，宋军的整体态势依然如从前那般“以城防为主配以塞防为警”，但西夏这边却是惶惶不可终日地体验到了即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担心宋军不久之后会以泰山压顶之势自横山而下继而平推整个西夏。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其实也很容易地就能理解梁乙埋此时的心境，虽然宋朝现在只是在他家门口插了一把刀，可这已经足以让他感受到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感。
西夏与宋朝这近乎将近百年的恩怨情仇早就成了双方的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表面上宋朝对西夏是宽容和大度，可背地里谁都知道宋朝一直以来都是亡西夏之心不死，梁乙埋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况且，西夏方面已经不止一次地发动倾国之兵攻打宋朝，这笔账宋朝迟早要跟西夏清算，之所以还没那样做，无非就是时机和条件不成熟。可是，宋朝如今先是占了绥州，现在又直接把触角伸到了横山之上，那么下一步又会干什么？是不是又要重演当年宋太宗赵光义五路并进征伐党项的壮举呢？想到这些，梁乙埋以及所有的西夏人都不得不为此而全身发麻继而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一个人在高度紧张或恐惧的时候就会陷入到另一种情绪之中，而这种情绪也叫无意识行为，其表现就是昏厥或发狂，而发狂的另一种形式和称谓也叫愤怒，比如说此时的梁乙埋。宋朝既然不给西夏活路，那么西夏难道就由此任由宰割吗？
看了看自己沙包一般大的拳头，梁乙埋不禁开始冷笑，西夏虽然没法跟宋朝和辽国比拼综合国力，可单论军力的话，西夏人在这个世界上可是谁都不怵。这并不是夜郎自大或是什么阿Q附身，要知道即使是后来即将亡国之时西夏人也让正处于巅峰状态的蒙古大军望城兴叹。于是乎，在紧张、恐惧和愤怒等情绪的相互交织之下，梁乙埋决定跟宋朝再玩一次大的，他要不顾一切地再以倾国之兵对宋朝接连的挑衅行为予以无情的报复。
当然，为了汲取上次的教训，梁乙埋必须得在西面布置重兵防止吐蕃人再次偷袭，而在东面他则主动向辽国示好并表示自己这一次要跟宋朝好好地干一架，为此他还请求辽国能够发兵助他一起攻宋。其实，梁乙埋也清楚请求辽国发兵并不现实，可他的用意并不在此，他只是想以此稳住辽国以免被其在身后踹屁股。
耶律洪基当然乐于看到宋夏开战，虽然他也很想看到西夏这个小爬虫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但他的父亲已经用自己的性命向他证明了切不可轻易对西夏开战，所以至少在宋夏双方开战之前他的姿态必须要做足。本着吹牛不用缴税的原则和精神，耶律洪基很豪爽地表示自己愿意出兵三十万助西夏攻打宋朝，只要西夏那边动手他就即刻发兵。
经过如此这般一通忙活和准备以后，梁乙埋在公元1071年2月（也就是免役法开始在开封府境内试点施行之时）率领从全国十二个监军司里抽调的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兵分数路直奔宋夏两国的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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