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诺夫哥罗德的冬夜，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普罗霍罗夫裹紧他旧大衣，在伏尔加河支流结冰的河面上踽踽独行。冰层下暗流呜咽，像无数被遗忘的叹息。他腋下夹着小提琴盒，琴弓松垮地垂着，如同他本人一样，被这座小城的沉闷空气浸透了骨髓。他刚从区住房委员会值完夜班——替同事顶班，只换来半块发硬的黑麦面包和一张皱巴巴的调令：三天内搬离集体公寓四十七号房，为一位“对国家建设有特殊贡献的工程师”腾地方。他三十七岁，在住房委员会档案室当了十五年抄写员，经手过三千七百二十一份住房申请，却连一间六平米的斗室都保不住。雪片钻进他衣领，冰得他一哆嗦，可心口那点寒意，比西伯利亚的风更刺骨。
“替代品，”他对着冰面喃喃自语，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凝成一团转瞬即逝的幽魂，“他们总说人是螺丝钉，可螺丝钉至少拧紧了不会自己松动。我呢？连颗废钉子都不如。”
他住的“工人新村”是座巨大而破败的灰色蜂巢，由赫鲁晓夫时代仓促建成的四层筒子楼组成。楼道里弥漫着卷心菜汤、湿羊毛和陈年墙灰的浊气。声控灯早坏了，伊利亚摸黑爬上四楼，在四十七号房门前掏出钥匙。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他听见门内传来细微的、瓷器相碰的轻响——像有人在他那张瘸腿小桌上摆放茶杯。
伊利亚猛地推开门。炉火正旺，映着一个纤细的背影。女人穿着墨绿色丝绒长裙，深栗色长发松松挽起，正将冒着热气的茶壶从炉上移开。她转过身，伊利亚手里的小提琴盒“哐当”砸在地上。
“啊，您回来了，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她声音轻柔，灰蓝色的眼眸在炉火中像结冰的湖面，“茶刚煮好。越橘味的，加了点蜂蜜。”
伊利亚认得这张脸。档案室深处，一九五三年的死亡注销单上，柳芭·费多谢耶夫娜·维什涅娃的照片。她死于肺结核，独居在四十七号房，死后三个月才被邻居发现——因为房租欠缴单贴满了门板。可眼前的柳芭，苍白得近乎透明，指尖没有一丝活人的血色，炉火的光竟穿透她半握的拳头，在墙上投下幽蓝的影子。
“您……您是鬼魂？”伊利亚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块冻硬的土豆。
柳芭将一杯热茶塞进他冰凉的手心，杯壁的温度真实得烫人。“叫我柳芭就好。档案上说您被调走了，可这屋子还空着。我想，总该有人替您守着炉火。”她灰蓝色的眼睛静静看着他，“况且，我无处可去。住房委员会的名册上，四十七号房的住户仍是‘柳芭·费多谢耶夫娜’。他们忘了把我划掉。”
伊利亚猛地灌下滚烫的茶，越橘的酸涩在舌尖炸开。他想起今早档案室的乱象：新来的年轻干事把一九五十年代的死亡注销单和现住户申请混在一起，蒸汽管道爆裂的白雾中，纸页如雪片般飞散。“所以您……是被档案困在这里？”
“是被遗忘困在这里。”柳芭的指尖抚过桌面一道深深的刻痕，“人们用名字记住我，又用新的名字覆盖我。就像伏尔加河的冰，年年碎裂，年年重结，底下沉着多少叫不出名字的尸骨？”她忽然倾身，冰冷的手指触到伊利亚的手腕，“您今天在委员会，是不是听见他们说——‘普罗霍罗夫同志可以被替代’？”
伊利亚浑身一颤。下午主任确实拍着他的肩：“小伊利亚，别难过。下诺夫哥罗德这么大，缺你一个抄写员？明天就有新人顶上！”那轻飘飘的语气，比伏尔加河的冰更刺骨。
“我替您难过，”柳芭的声音像雪落进枯井，“他们用名字替换名字，用活人替换死人，用新人替换旧人……可人心不是档案袋，装不满也倒不空。”她灰蓝色的眼中泛起水光，“艾莉娜离开时，是不是也这么说？”
伊利亚手中的茶杯“啪”地摔碎。艾莉娜——他死去的妻子，五年前在产床上闭上眼，怀里是未能啼哭的婴儿。葬礼后，住房委员会的干事就登门了：“普罗霍罗夫同志，您现在单身一人，不符合家庭住房标准。我们给您换个单人宿舍……”柳芭如何知道这些？炉火噼啪炸响，伊利亚在飞溅的火星中看见柳芭的裙摆无风自动，她半透明的脚踝下，地板缝隙里渗出暗红的、带着铁锈味的液体。
“血？”伊利亚踉跄后退。
“是四七年的伏特加，”柳芭的嘴角弯起奇异的弧度，“那年冬天太冷，我典当了母亲留下的银胸针，换来半瓶酒暖身子。喝完发现是工业酒精勾兑的。”她裙摆上的暗红渍痕蔓延开来，在地板上汇成一行西里尔字母：多余的人。
伊利亚瘫坐在椅子上，看着血字在炉火中蒸发。窗外雪下得更急了，玻璃窗结满冰霜。柳芭忽然贴近窗子，用指尖在霜花上飞快地写画。冰晶在她苍白的指下融化又冻结，显出两个名字：
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
柳芭·费多谢耶夫娜
“看，”她轻声说，“至少在霜花上，我们不会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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