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1963年1月26日夜
广州
今天是大年初二，又是礼拜六，华灯初上时，永汉路两边的骑楼热闹非常。“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农业赶上了一个丰收年，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副食供应也丰富了许多。在别的省份已经极少见的个体经济和路边摊贩偏偏在广东顽强地存在，这大概与广东人喜欢吃的天性有关。永汉路上人来人往，个个喜气洋洋，各家各户门口贴着红艳艳的春联，街边的食肆和小店香味扑鼻，大喇叭里播放着粤曲唱段，显得年味十足。
一个中等身材、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在骑楼下慢慢走着，就像一个刚刚下班的机关干部，身穿半新旧的蓝色干部服，腋下夹着张报纸，手里还拎着个随处可见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在人群中显得毫不起眼。
他走走停停，时而在某个小摊前拿起个小玩意儿看看，又放下，接着往前走。像是偶尔看见家对面的一家“粤北小吃店”，他走过街，看了看前后，才慢吞吞走进小店。
他坐在门口的一张桌子，要了份南雄酸菜饺和一碗汤，慢慢吃着，眼睛不经意似的看着玻璃门外。当他的目光看到正对着门口的一根骑楼柱子时，眼睛定了定神，心不由得狂跳起来。那根骑楼柱子中间偏下的地方用粉笔划着两个十字，像是附近顽皮孩子的涂鸦，可他心里明白，这是情报局的上峰让他去立即去新约定的秘密联络点取指令的信号。
他就是“西江一号”！
上一次联络他还是在一年以前。那次，总部派来的人联络到他，传达了叶翔局长本人亲自下达的指示，让他搜集指定的情况。他借助在公安厅的职务之便，很快把了解的情况密写了一封密信，放到指定的交换点。从那以后，组织上就再也没派人找过他，也没有任何指示。
差不多十天前，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本地的平信，是新华书店告诉他邮购的书籍无货。他回家后轻轻揭开邮票，涂上药水，果然在背后发现了组织上给他的缩微指令。
指令的内容有三条：
一、迅速搜集对“田之雄事件”的处理情况，并尽快将情况密写后寄到一个新地址；
二、启用新的联络方式，每月第三和第四个星期六到永汉路“粤北小吃店”门口的骑楼立柱上查看联络暗号---粉笔画的十字；
三、见到联络暗号后，到越秀公园湖边一座假山边的活动石块里进行情报交换。
第二天下午，他将了解到的关于“田之雄事件”的情况密写在一封刻意改变笔迹的普通家信字迹间，坐车到番禺，找了个小邮电所，投递了出去。
今天是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又是大年初二，他特意选择傍晚逛街人多时才从公安厅大楼出来，回宿舍换了身便装，先在附近几条马路上逛了几个来回，确定身后没有可疑的人，直在天近黑时才慢悠悠走到永汉路，找到了那家小吃店，也看到了那个让他去交换点的联络暗号。
他慢条斯理地吃完酸菜饺，出门假装一不小心把报纸掉地下了，借蹲下捡报纸的霎那，擦掉了其中一个十字，这是约定好的信号，表示收到指令，然后起身慢慢走回他的宿舍。他想好了，这个时候公园恐怕已闭园了，游人绝迹，他的目标太显眼了，现在去取风险太大。明天是礼拜天，借晨起锻炼的名义去再合适不过了，估计这也是叶局座精心设计礼拜六联络暗号的用心吧。
想起了叶翔，十几年来的一幕幕往事随着他一步步沉重的脚步逐一在他脑海里翻腾开来。
日本人投降那年，他还是个在广州的在校大学生，因为在校内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日本人追捕，经地下党安排到了粤北，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在这支以粤北农民为主体的抗日队伍里，作为知识青年的他很快脱颖而出。到1947年下半年他已经成为北江支队一支下属游击队的政委了，可就在这一年他的游击队遭受国民党军的伏击，几十人的队伍全军覆没，他与12名队员弹尽力竭被俘。他因为政委的身份，被单独关押、审讯，面对枪毙的威胁和酷刑的恫吓，更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形势使他产生对前途的失望，他屈服了，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很快，他被移交给保密局。
在被送到保密局“重庆训练班”培训时，他遇见了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的叶翔，叶翔对他印象不错。当他训练班结业时，叶翔已调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特意把他要来，带回广东，为他设计了一套潜入计划，假装将他与他的12名队员从监狱转运，在押解途中借口暴动，将12名队员全部射杀，造成他单独脱逃的假象，顺利地返回支队。
这时已是1948年，仅仅一年多，国民党败相已露。
他也曾自责过、懊悔过，尤其是他亲眼目睹那十几个曾经同艰苦共患难的弟兄在保密局特务的机枪和卡宾枪的弹雨中纷纷倒地时，他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但他心里明白，他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资格，更没有向党组织坦白的勇气。他的身份已不仅仅是党的叛徒，还是让人痛恨的军统特务。在东江纵队北江支队这支孤悬敌后艰苦奋斗的队伍里，叛徒和特务的下场是注定的，更何况，他的手上也沾满了那12个战士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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