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列举了原型机研发过程中的国产化率数据、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产业化后的经济效益预测。
证明四九城模式虽然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但一旦形成突破,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
三、改革需要“百花齐放”,也需要“时间耐心”。
他罕见地写了一段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字:“徙河地震前夕,我曾亲自下到地方进行……方法不同,目的一致。
今天评价各地改革,亦当如是观。”
这篇文章,在他所有公开文字中,算不得最出彩,却最具分量。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高级干部的身份,系统阐述自己的改革哲学。
而且是在面对隐晦攻击时,选择了“拉高站位、搁置争论、以实绩自明”的姿态。
文章在内部传阅时,反馈出奇地安静。
但安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几天后,某份更高层级的内参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仅有八个字:
“实践出真知,兼听则明。”
王建军知道,这场关于“方向”的暗战,他赢了第一回合。
更大的支持来自他未曾预料的方向。
这天傍晚,王建军结束会议刚回到办公室,秘书通报:
聂文娟来了。
这位小姨子,自从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司法系统,一贯沉稳内敛,极少在工作时间直接来找他。
王建军让她进来。
聂文娟没有寒暄,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打印整齐的文件,封面写着:
《关于在新技术产业孵化区试行“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合规路径研究》。
“姐夫,这一个月,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咱们试验区的几项创新政策,对照现行法律法规和上面最新精神,逐条做了合规性梳理。”
她的声音平静,但眼神里有光:“结论是:不仅可行,而且有明确的政策空间。”
王建军接过文件,快速翻看。
聂文娟不仅指出了风险点,更提出了解决方案——比如,将“技术入股”转化为“长期绩效奖励”;
将“科技人员离岗创业”衔接上“停薪留职”的地方细则;
将“引导基金”设计为“事业法人、企业化运作”的复合架构……
每一条建议,都有法条依据、有案例参照、有风险缓释措施。
“你……”王建军抬起头,罕见地有些动容,“花了多少时间?”
“每天晚上三个小时,周末全天。”聂文娟淡淡一笑:
“姐夫的试验区,是整个王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事。
我是学法律的,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为你和姐姐做些什么。”
她顿了顿,又说:
“另外,我在政法系统的同学,有几个分到了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工商总局。
他们那边,正在研究技术成果转化中职务发明和个人贡献的界定问题。
我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咱们的实践,或许可以成为他们制定政策的参照样本。”
王建军沉默良久。窗外暮色四合,他的心中却明亮无比。
他想起王援朝在前线带兵、王皓文在实验室攻关、王爱佳在财政局熬夜改文件、王胜利在公安系统盯防经济犯罪、王靖瑶在外交部资料室逐条翻译外电……
还有眼前这位,从不在家庭聚会上高声说话、却用几十个夜晚默默为“试验区”穿上一件法律铠甲的小姨子。
王家第二代,真的长大了。
不是等着被庇护的孩子,而是各自持枪上阵、在不同战场上为同一场战役提供火力支援的战士。
“文娟,”
王建军合上文件:
“这份研究,列为试验区政策组核心参考资料。
你愿不愿意,正式以‘特聘法律顾问’身份,参与试验区的制度设计?”
聂文娟点头:“这是我的荣幸。”
——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西南边境。
一场深夜的边境设伏刚结束。
王援朝带着合成营的突击队,配合边防部队,成功拦截了一股企图渗透的武装人员。
缴获的物资清单里,除了常规武器,还有一台崭新的、刚刚上市不久的便携式微型计算机,以及配套的加密通讯设备。
王援朝蹲在缴获物前,凝视着那台闪着冷光的机器。
他的二叔和堂弟正在数千公里外,拼尽全力追赶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
而敌人,已经将同样的技术用在了渗透和破坏上。
“营长,这东西咱们不熟,要不要请示上级?”通讯员低声问。
王援朝没有回答。
他想起二叔临别时塞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资料,有粮票,还有一句叮嘱:
“你在那边站稳了,家里就多一份底气。”
他站起身来,对通讯员说:“封箱,加急运回军区情报部门。
附一份我的说明:
缴获敌特新型通讯计算设备,建议组织专业技术力量逆向分析,以备未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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