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列举了原型机研发过程中的国产化率数据、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产业化后的经济效益预测。
证明四九城模式虽然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但一旦形成突破，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
三、改革需要“百花齐放”，也需要“时间耐心”。
他罕见地写了一段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字：“徙河地震前夕，我曾亲自下到地方进行……方法不同，目的一致。
今天评价各地改革，亦当如是观。”
这篇文章，在他所有公开文字中，算不得最出彩，却最具分量。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高级干部的身份，系统阐述自己的改革哲学。
而且是在面对隐晦攻击时，选择了“拉高站位、搁置争论、以实绩自明”的姿态。
文章在内部传阅时，反馈出奇地安静。
但安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几天后，某份更高层级的内参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仅有八个字：
“实践出真知，兼听则明。”
王建军知道，这场关于“方向”的暗战，他赢了第一回合。
更大的支持来自他未曾预料的方向。
这天傍晚，王建军结束会议刚回到办公室，秘书通报：
聂文娟来了。
这位小姨子，自从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司法系统，一贯沉稳内敛，极少在工作时间直接来找他。
王建军让她进来。
聂文娟没有寒暄，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打印整齐的文件，封面写着：
《关于在新技术产业孵化区试行“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合规路径研究》。
“姐夫，这一个月，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咱们试验区的几项创新政策，对照现行法律法规和上面最新精神，逐条做了合规性梳理。”
她的声音平静，但眼神里有光：“结论是：不仅可行，而且有明确的政策空间。”
王建军接过文件，快速翻看。
聂文娟不仅指出了风险点，更提出了解决方案——比如，将“技术入股”转化为“长期绩效奖励”；
将“科技人员离岗创业”衔接上“停薪留职”的地方细则；
将“引导基金”设计为“事业法人、企业化运作”的复合架构……
每一条建议，都有法条依据、有案例参照、有风险缓释措施。
“你……”王建军抬起头，罕见地有些动容，“花了多少时间？”
“每天晚上三个小时，周末全天。”聂文娟淡淡一笑：
“姐夫的试验区，是整个王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事。
我是学法律的，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为你和姐姐做些什么。”
她顿了顿，又说：
“另外，我在政法系统的同学，有几个分到了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工商总局。
他们那边，正在研究技术成果转化中职务发明和个人贡献的界定问题。
我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咱们的实践，或许可以成为他们制定政策的参照样本。”
王建军沉默良久。窗外暮色四合，他的心中却明亮无比。
他想起王援朝在前线带兵、王皓文在实验室攻关、王爱佳在财政局熬夜改文件、王胜利在公安系统盯防经济犯罪、王靖瑶在外交部资料室逐条翻译外电……
还有眼前这位，从不在家庭聚会上高声说话、却用几十个夜晚默默为“试验区”穿上一件法律铠甲的小姨子。
王家第二代，真的长大了。
不是等着被庇护的孩子，而是各自持枪上阵、在不同战场上为同一场战役提供火力支援的战士。
“文娟，”
王建军合上文件：
“这份研究，列为试验区政策组核心参考资料。
你愿不愿意，正式以‘特聘法律顾问’身份，参与试验区的制度设计？”
聂文娟点头：“这是我的荣幸。”
——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西南边境。
一场深夜的边境设伏刚结束。
王援朝带着合成营的突击队，配合边防部队，成功拦截了一股企图渗透的武装人员。
缴获的物资清单里，除了常规武器，还有一台崭新的、刚刚上市不久的便携式微型计算机，以及配套的加密通讯设备。
王援朝蹲在缴获物前，凝视着那台闪着冷光的机器。
他的二叔和堂弟正在数千公里外，拼尽全力追赶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
而敌人，已经将同样的技术用在了渗透和破坏上。
“营长，这东西咱们不熟，要不要请示上级？”通讯员低声问。
王援朝没有回答。
他想起二叔临别时塞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资料，有粮票，还有一句叮嘱：
“你在那边站稳了，家里就多一份底气。”
他站起身来，对通讯员说：“封箱，加急运回军区情报部门。
附一份我的说明：
缴获敌特新型通讯计算设备，建议组织专业技术力量逆向分析，以备未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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