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家事暂且搁置，姬长伯的思绪立刻如鹰隼般投向了遥远的洛邑。
国内政教合一的调整、继承人问题的暂时搁置，都是为了将精力与资源更集中地投向外部——那个他早已谋划多年的战略方向：楚国。
汉国的疆域，在吞并陈、郑之后，如同一只伸入中原腹地的巨掌，东南两面已与周天子实控的京畿之地紧密接壤，虽尚有庸国东北角一小块作为缓冲，但实质上，京畿已处于汉与晋的南北夹峙之中。
绳池之盟确立的盟主地位，是一把双刃剑。它赋予了汉国号令部分诸侯的大义名分，但也无形中画下了一道界限——在“尊王攘夷”、“共保周室”的旗帜下，汉国再想如过去一般，肆意侵吞中原弱小诸侯，必将招致联盟内外的普遍质疑甚至反对，动摇其盟主根基。
因此，姬长伯的扩张目光，必须转向盟约框架之外，转向那个同样庞大、且与汉国有世仇的南方巨兽——楚国。
楚人自称“王”，僭越周礼，不尊天子，久为中原诸夏所轻蔑鄙夷，视之为“荆蛮”。
这，正是姬长伯所能利用的最完美的“大义”旗帜。
作为周天子亲许的绳池盟主，代天子行征伐不臣之权，号令诸侯共击“僭越”的楚国，不仅名正言顺，更能进一步巩固汉国“华夏扞卫者”的形象，将内部的注意力转向外部的共同敌人，缓解国内因政教改革和继承问题可能积聚的压力。
“伐楚……”御书房内，烛火映照着巨大的羊皮地图，姬长伯平静的注视着代表楚国的广袤区域上，“非仅报巴国旧仇，更是我汉国跳出中原困局，开疆拓土，奠定南方霸业的关键一役。”
但这面“尊王攘夷”的旗帜能否举得最高、最稳，伐楚的“大义”能否得到最广泛的认可，甚至能否争取到晋国等大国的默许乃至有限配合，关键一环，便在于洛邑那张即将空出的天子宝座，由谁来坐。
“王子猛素有贤名，与我国亦有往来，其母族亦亲近中原诸夏，对楚之僭越深恶痛绝。”姬长伯沉吟着，对侍立的心腹谋士分析道，“若他得立，我汉国以盟主身份请天子下诏，申斥楚罪，号召天下共讨之，必能得洛邑鼎力支持，事半功倍。”
谋士点头，补充道：“反之，若是那位与晋、宋、卫交好，且对蛮夷态度相对暧昧的王子丐继位……恐怕我伐楚之议，在洛邑就会遇到阻力。晋国态度也可能因此更加微妙，甚至暗中掣肘。”
“所以，”姬长伯眼中精光闪烁，“洛邑的动静，必须时刻掌握在我们手中。不仅要密切关注，更要积极介入。我们要让未来的天子知道，汉国是他稳固地位可以倚重的力量，也要让诸侯看到，汉国在洛邑的影响力。”
他随即下达了一系列密令：
首先，召集锦衣卫负责人，如花如意，增派精锐锦衣卫潜入洛邑，不仅要打探天子病情、诸王子动向，更要渗透到公卿大夫府邸，掌握各派系的力量对比与利益诉求。
其次，以探病、进贡为名，派遣宗正姬无患为首的重量级使团前往洛邑。使团首领姬无患是老成持重、擅长交际而又能准确传达汉国意图的重臣。
姬长伯指示姬无患，其使命有二：一是在天子面前彰显汉国的忠诚与实力；二是在诸王子及权贵间周旋，尤其是加大对王子猛及其支持者的接触与支持力度，馈赠厚礼，许以未来支持，确保其明了汉国的立场与期望。
第三步，密令驻绳池及与各国交往的使臣，开始有意识地在与各国君臣的交谈中，渲染楚国对周礼的破坏、对南方诸姬姓小国的侵凌，以及其日益膨胀的势力对中原的潜在威胁，为未来的联合行动铺垫舆论。
同时派遣使团伪装成商人，穿越楚国，访问楚国东边的吴越两国，此时的吴越两国还远未强大起来，尚处于蛮夷诸侯时期，距离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吴越春秋还有几十年，但是并不妨碍自己远交近攻的策略。
第四步，命兵部与各地驻守两军府，开始以“演练”、“戍边”为名，向汉楚边境及汉国南部与楚国可能的接战区域，秘密调动精锐部队，囤积粮草军械。同时，加强对水军的建设与训练，伐楚之战，大江天堑是必须克服的障碍。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而又悄无声息地进行。
一旦洛邑传来有利于己的消息，那柄名为“伐楚”的利剑，就将以“尊王”之名，轰然出鞘，斩向南方。
汉王姬长伯的意志，化作一道道密令，如同无形的脉搏，这个新兴强国的庞大躯体悄无声息的行动起来。
洛邑，周天子脚下，暗流骤然汹涌。
汉国锦衣卫的精锐，以商贾、游士、仆役等身份悄然渗透。
他们不仅精准回报了周天子日益沉疴的病体细节，更绘制出一幅精细的洛邑权贵图谱：王子猛身边聚集的多是传统礼法派和老牌贵族，对楚国的“蛮夷僭越”痛心疾首；而王子丐则与一些务实派、以及与晋、宋、卫有商贸和姻亲关系的家族过从甚密，他们认为维持现状、避免与南方蛮夷直接冲突更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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