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至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等景观，此次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据传，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因害怕而不敢逾越。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疑为患有恐高症也。
哪知，章惇沿孤木信步轻易就走过去了。这还不算，章惇又用一根长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于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书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采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惊骇得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闻之，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在后世人心目中，甚至化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蹚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时即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已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此诗为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七月离徐州赴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游览了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 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实则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诗中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的，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前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即宋时“三司副使”之简称。
苏轼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自己，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解释了一番，觉得这样显得礼貌些。毕竟，老蒲是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的族人，退一步说也算是在异地为官的老乡。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看时，果见一股甘冽的泉水正不断地向外喷涌。
相传，此泉仅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为此泉赐名“润德泉”。
治平元年（1064）八月十一日，时近中秋。
这天晚上，苏轼夜宿于凤翔府府学值夜。夜来无事，遂将苏辙寄来的《赋园中所有十首》，写了十首和诗。睡梦中，梦见与苏辙同游南山，二人兴致大炽，一连作了几十首诗。一觉醒来，作诗的余奋尚在，诗却荡然无存，只记住有一句“蟋蟀悲秋菊”。“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无人惊岁晚，唯有暗蛩悲。”于是，携着梦境，提笔又写了这首诗。
《苏轼诗集》中，这首诗被定名为《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在这里，我们参照苏轼自注，此诗可暂更名为《蟋蟀悲秋菊》。
原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而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吟咏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在前六首和诗中，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
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人的王文诰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诸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在这一问题上，两位文人大学者尚带有“文人相轻”之嫌疑。
是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辍，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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