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着电驴拐进城中村的小巷时，天已经擦黑了，路灯是那种昏黄的旧灯泡，照得墙角的青苔泛着绿光，空气里飘着隔壁饭馆炒辣椒的味道，还有共用卫生间里飘来的淡淡异味。这就是我住了两年的地方，二楼的出租屋，月租八百，和阿哲分摊，一人四百，省下来的钱够我们每天多买两个馒头。电驴停在楼下的煤棚旁，车座被晒了一天，烫得我赶紧缩回手，裤腿上还沾着下午送快递时蹭到的泥土，黏在皮肤上不舒服，但我也懒得拍——反正明天还要脏，拍了也是白拍。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楼梯间里堆着别人丢弃的纸箱和塑料瓶，阿哲说攒着卖钱，堆了快半个月，现在走路都得侧着身。“回来了？”二楼传来阿哲的声音，伴随着泡面的香气，我肚子立马咕咕叫起来。走进房间，一股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味道我早就习惯了，甚至觉得有点安心。房间不大，也就十来平米，靠墙摆着两张单人床，中间挤着一张掉漆的书桌，书桌上放着我们共用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右下角的边框已经裂了，是上次搬家时不小心摔的。阿哲正坐在床边，膝盖上放着一个大碗，泡面的热气熏得他眼镜片发白，他手里拿着筷子，把面挑起来又放下，“给你留了一半，加了根火腿，刚煮好，还热乎着。”
我放下肩上的快递包，往床上一坐，床板发出“嘎吱”一声抗议，像是随时要散架。“谢了，”我拿起另一双筷子，直接往碗里伸，热辣的汤汁烫得我舌头发麻，却吃得飞快，“今天跑了三十多单，腿都快断了，下午在钱江新城送快递，客户住二十楼，电梯坏了，我爬上去的，下来的时候腿都软了，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阿哲“嗯”了一声，推了推眼镜，“我今天也倒霉，给装修的业主装柜子，不小心把板材蹭掉一块漆，业主让我赔两百块，好说歹说才给免了，工资还没结，老板说下个月一起给。”我嚼着面，没说话，这种倒霉事在我们这儿太常见了，就像出租屋的水管总会漏水，楼道的灯总会跳闸，不用抱怨，忍忍就过去了。
阿哲是我来杭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们都是老乡，在火车站偶遇的。那时候我刚从老家出来，提着一个大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站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不知道该往哪儿去。阿哲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主动过来问我是不是找工作，我说想找个快递或者外卖的活儿，他说他认识一个快递站点的老板，能帮我问问，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又一起租了这个出租屋。阿哲比我大两岁，做装修小工，每天在工地上搬砖、锯木头，身上总带着一股灰尘味，手上全是老茧，有时候还会被钉子划破，但他总是乐呵呵的，说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开个小饭馆，卖我们老家的羊肉汤。
吃完泡面，我拿起手机看了看，微信里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发小大志发来的，问我周末有没有空，出来聚聚。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手指在输入框里打了又删，最后还是回复了“有空”。大志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光着屁股长大，一起爬树掏鸟窝，一起偷邻居家的桃子，一起在田埂上赛跑。后来他考上了重点大学，留在了上海工作，听说进了一家大公司，工资很高，而我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先是在工厂里流水线，后来又来杭州做快递员。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上次见面还是去年春节，他开车回老家，穿着一身名牌，头发梳得油亮，而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里还提着给我妈买的降压药。那次见面，我们坐在我家的炕头上，他说他在上海买了房，首付就花了两百万，说他老板对他很器重，马上要升职了，说他女朋友是做设计的，长得很漂亮。我只是听着，偶尔应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我们之间隔了一堵无形的墙，墙的这边是我的出租屋、泡面和永远跑不完的快递单，墙的那边是他的大房子、西装革履和我听不懂的职场术语。
周末那天，我特意早起了一会儿，从衣柜里翻出唯一一件没那么皱的衬衫，是去年生日阿哲送我的，我平时舍不得穿，怕弄脏了。我在共用的卫生间里洗漱，镜子里的我黑眼圈很重，眼角还有点细纹，头发因为经常出汗有点油腻，我用手扒了扒，想让它看起来整齐一点。阿哲还在睡觉，打着轻微的呼噜，我轻轻带上门，下楼骑上电驴，往市区的方向去。大志约我在一家西餐厅见面，我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站在门口，看着玻璃门里穿着得体的服务员，有点手足无措。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进去，服务员热情地问我有没有预约，我说找大志，她领着我往里面走，餐厅里放着轻柔的音乐，桌子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小小的烛台，空气里飘着牛排和红酒的味道，和我住的城中村简直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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