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战之后，“天命所归”四个字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大江南北。
投奔者蜂拥而至，短短数月，他麾下便有了三万人马。文臣武将、江湖豪客、落第书生、走投无路的流民，纷纷来投。
杨板凳来者不拒，不拘一格收拢人才。有本事的委以重任，没本事的编入屯田，先吃饱饭再说。
他给自己立的规矩只有两条：第一，不抢百姓；第二，不杀降卒。这两条规矩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可他硬是做到了。
他的队伍所过之处，百姓夹道欢迎，甚至有人提着鸡鸭鱼肉往军营里送。那些被俘的降卒，被打散编入各营，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拿一样的饷，谁也分不清谁是老兵谁是降兵。人心慢慢地拢了，像是一盘散沙被水浇湿，渐渐捏成了团。
他没有称王，没有称帝，甚至连个正式的官号都没有。有人劝他建旗号、定国号，他摇头。“称王过早，便是活靶子。等把天下打下来了，再说不迟。”
他依旧带着那支杂牌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
朝廷派来的正规军打不过他，地方上的团练打不过他，占山为王的草寇也打不过他。他像一把烧红的烙铁，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不是因为他多能打，是因为他背后站着那些饿怕了、穷怕了、被官匪两路欺压了几十年的老百姓。
杨板凳二十五岁那年，人称“杨三斩”的猎人再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让官匪两道都闻风丧胆的名号——杨王。
杨云天始终都在暗处，注视着这一切。
他看着杨板凳从那个被倒挂在树上、血流不止的少年，一步步走到如今这个让官匪两道都闻风丧胆的“杨王”。短短数年，白手起家，拉起一支队伍，打下半个天下——这份本事，已非常人所能及。
可杨云天心里，却是失望的。
他说不清自己在失望什么。或许是杨板凳明明已经见到了“仙人”，明明已经迈入了修仙者的门槛，却始终没有一颗向往仙途的心。
那本《炽元初解》对杨板凳而言，不是问道长生的梯子，而是帮他打天下的刀。寻仙问道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用仙人的法子，去成就一个凡人的霸业。
杨云天说不清谁对谁错。或许这样的一生也挺好。
没有长生，却有杨云天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父母在堂，双亲健在。
杨父杨母虽然年迈，却依然能在儿子身边含饴弄孙，偶尔拌几句嘴，为晚饭吃什么吵上一架。
杨云天隔着千年的时光，看着那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这对他的另一种人生，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
于是，杨云天不再失望了。他换了一个角度，把杨板凳的人生，当作自己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选择，另一条岔路。
若是当年他没有走上仙途，家里没有发生那起悲事，没有遇到之后的种种，而是像杨家村里无数少年那样，种地、打猎、娶妻、生子……那他的人生，会不会就是杨板凳这个样子？他不知道。但他可以借杨板凳的眼睛，去看一看那条他没有走过的路。
杨云天开始用一种近乎贪婪的姿态，去体会杨板凳的人生。
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是把自己塞进杨板凳的影子。
杨板凳每打一仗，他便在暗处默默推演兵法的得失；杨板凳每收一个弟兄，他便在心里盘算此人是忠是奸；杨板凳每做一个决定，他便在脑海中模拟另一种选择的结果。
他像个老农，把杨板凳这块地翻来覆去地耕了好几遍，每一寸土都捻过、嗅过、掂量过。
他渐渐发现，杨板凳的身上，有他自己都没有的东西。那是一种“根性”——像一棵树，把根扎进土里，任凭风吹雨打，就是不倒。
杨云天没有这种东西。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了流浪，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像一片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落哪儿算哪儿。他的根是断的。
杨板凳三十岁那年，终于打下了自己所属的那一国。
他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金甲，身后是猎猎作响的旌旗，在万民欢呼中进入都城。
六十四名铁甲骑兵开道，刀枪如林，马蹄声震得青石板路微微发颤。
他的目光越过人海，越过城楼，越过远处的山脊，投向更远的地方。那里还有战火未熄，还有百姓在哭。
进入皇宫后，他没有穿那件准备好的明黄龙袍，依旧是一身半旧的青色战袍，腰间别着那把跟了他十几年的刀。文臣武将跪了一地，山呼万岁，声震屋瓦。他在龙椅前站了片刻，转身坐了上去。
屁股只沾了半边椅子，腰杆挺得像一杆枪。
国号，他用了一个“镇”字。
不是镇国、镇边、镇天下的“镇”，是镇守的“镇”。
他跟群臣说：“朕不是来坐天下的，朕是来守天下的。”
有人提议用“天”字，他摇头。“天太大，朕压不住。”有人提议用“兴”字，他摇头。“兴了亡，亡了兴，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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