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秦峰身边，低声说：“启动双轨备份。”
秦峰点头。
每段重录的独白，将同步生成两份物理载体：一份交由参与家庭自行保管，另一份则封存在周师傅建的“声音墙”节点里——那是分布在老城区七个角落的地下声波存储桩，由废弃通信井改造而成，不通网络，仅靠定期人工读取更新。
没有云端，没有服务器，只有砖、水泥和铜线织成的信任网。
“信任不能只靠技术，”于佳佳在会上说，“得有看得见的手。”
秦峰则联系了姚小波，请他用去中心化系统为所有音频打上时间戳与地理锚点，并加设一层“不可逆混淆层”。
任何后期剪辑或裁切，都会导致背景杂音结构崩解——比如扫帚声会变成金属摩擦，咳嗽会扭曲成电流啸叫。
换句话说，你想造假，声音自己会揭发你。
他还特意保留了陈阿婆第一次录音时那十分钟沉默。
有人嫌它冗长，建议删减。
“不。”秦峰说，“有人嫌它冗长，可那十分钟里，她在决定要不要相信我们。”
最终版本定名为《还没说完》。
不对外发布，不上传平台，只通过点对点方式，在参与重录的家庭内部先行播放。
一台老式录音机，一把钥匙，一张手写编号卡——这是进入这场对话的唯一门票。
第一晚播放结束，有家属打电话来问：“能不能再听一遍？我爸睡着了还在念叨那句‘我不是舍不得那破楼’。”
第二日午后，赵小满独自回到八号楼前的石凳。
毛豆筐没了，腌萝卜的碗也收走了，但石凳还暖，太阳晒了一上午。
他坐下，从包里掏出耳机，按下播放键。
《还没说完》第三段响起。
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讲他小时候冬天半夜爬起来排队买大白菜，冻得鼻涕直淌，却被父亲塞进怀里捂着。
背景里，隐约能听见风刮电线的声音，还有远处一辆电瓶车经过时轮胎碾过碎石的“沙沙”声。
正是这个位置，这阵风，这条路。
他闭上眼，感觉耳边不止一个声音在响。
这时，手机震动。
是秦峰发来的消息：“林工又来了。这次，她带了两个人。”
赵小满睁开眼。
天上浮着薄云，阳光斜照在斑驳的墙上，像某种未完成的记号。
他没回信息，只是把耳机重新戴好，按下了重播键。
林素珍带来的两个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一个背微驼，一个拄着拐杖。
三人站在一起，像从同一张老照片里走出来的。
他们没多说话，只点了点头，便跟着秦峰进了活动室。
赵小满坐在角落，正调试音响输出电平。
他看见林素珍从包里取出一份手写稿，纸是旧的，横线本撕下来的，边角卷曲，字迹却工整得近乎执拗。
她推了推眼镜，声音不高，但压住了屋里的杂音：“我们三个，是1976年抗震评估组留下的最后成员。”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墙上挂着的老家属区结构图。
“那时候查危房，看的是裂缝宽度、倾斜角度、地基沉降。数据归数据，可我们心里清楚——这楼活着，是因为里面有人住。不是钢筋水泥撑着它，是锅灶烟火养着它。”
拄拐的老人接过话：“上个月你们放那段录音，我听了三遍。第三遍时，我发现背景里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节奏不对。正常金属疲劳断裂前会有‘延时滴漏’，间隔越来越长。那声音……和我当年在六号楼记录的数据对上了。”
背微驼的那位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全是测量记录。
“厨房外墙裂缝走向，十年间偏移了十七度。这个角度，正好对应早中晚三次烧饭的热胀频率。人不在了，墙就塌得更快。”
他们把那份《说明》交给秦峰时，手指都在抖。
不是因为老，是因为认真。
“人的存在本身就在塑造建筑的生命。”林素珍说，“这话不该由我们来说，但今天，必须说。”
当晚，秦峰连夜扫描文件，加印十份，附在听证会材料包最前面。
于佳佳盯着那行标题看了很久，忽然问：“他们会信吗？”
“不一定。”秦峰答，“但至少，有人开始用他们的语言讲我们的故事了。”
第三日晚，八号楼最后一户完成重录。
是个独居老太太，讲完后哭了十分钟，又笑起来，说：“像卸下个包袱。”赵小满关掉设备，没急着走。
他把便携音响放进背包，扛着电线绕过拆迁隔离带，回到纺织厂家属区废墟。
夜风穿过断墙，吹动一截裸露的钢筋，发出低鸣。
他找到那个位置——曾是公共水龙头的地方，地面还留着一圈锈渍。
他摆好音响，插上电源，按下播放键。
《还没说完》从头响起。
沙沙的剥豆声，像雨落在铁皮棚顶。
接着是煤炉点火，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孩子喊“油条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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