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于佳佳正坐在住建局会议室外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通知单。
白纸黑字写着：“因公众参与度不足，暂缓两项缓拆项目审批流程。”
她盯着“公众参与度不足”这几个字看了很久。
不是数据不够——他们提交了三百小时声景记录、五十七份居民口述档案、十二个三维重建模型；也不是立场不明确，每一份材料都标注了采集时间、地点与知情同意书编号。
问题不在证据，而在讲述的方式。
媒体依旧用“乡愁”“怀旧”“老城记忆”这样的词包装这一切，把活生生的人压缩成一种情绪符号。
苦难成了文艺素材，挣扎变成了背景音乐。
人们感动，转发，然后继续生活。
她走出大楼时，天空阴沉。
手机震动，是秦峰发来的消息：“第一批原声独白可以录了。”
她回了一个字：“好。”
“原声证言计划”启动当天，设在社区活动室。
没有灯光布置，没有主持人，只有一张桌子，一支麦克风，一台独立供电的录音笔。
第一位走进来的，是陈阿婆。
七十多岁，背微驼，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
她坐下来，面对麦克风，一言不发。
十分钟过去了。
工作人员想提醒她开始，于佳佳摇头制止。
又过了五分钟，陈阿婆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我不是舍不得那破楼。”
她顿了顿，抬起头，像是看着某个看不见的人。
“我是怕他们忘了我是谁。”
录音结束，全场寂静。
没有人鼓掌，没人提问。
那种沉默不是尴尬，而是一种被击中的清醒。
这些声音后来被秦峰收进一部名为《城市耳录》的作品里。
他拒绝制作文字稿，不提供剪辑版本，也不接受商业授权。
唯一的播放渠道，是分布在老城区的二十个社区广播站。
第一天晚上，出租车司机老李无意中听到车载电台切换到了社区频道。
他本来想换台，却被那段苍老的声音钉在了座位上。
“我叫王秀兰，1953年嫁到西四北六条……那年冬天特别冷，结婚那天雪下了一整天……”
他愣住了，顺手把音量调大。
第二天中午，某中学教室里传出断续的女声：“……我儿子是在抗洪时走的，才二十一……他们说烈士家属优先分房，结果等了十八年……”
学生们停下笔，抬头望向喇叭。
网络上开始出现流言：“第一次觉得，爷爷奶奶不是背景板。”“原来我们城市的底色，是这些人撑起来的。”也有人骂：“制造情绪恐慌”“煽动对立”……
但更多人问：还能听到更多吗？
赵小满的名字出现在一期播客附录里。
有人私信问他：“你后来还去剥豆子了吗？”
他回：去了。昨天她给我带了碗腌萝卜。
那天夜里，秦峰站在麦窝社区的天台上听广播。
风很大，城市灯火在远处起伏。
耳机里传来下一个即将播出的声音片段，是个年轻女孩，说着童年时在厂区澡堂帮妈妈搓背的事。
他忽然明白，真正的抵抗，不是技术，不是法律，而是让人重新拥有说话的权利——不必被美化，不必被总结，只要真实地说出一句：“我在过日子。”
就在这时，前台值班的姚小波打来电话，语气少见地迟疑：
“有个老太太来了，说是找你。她不肯说名字，但带来了一份东西……看着很老，像是从箱底翻出来的。”
秦峰问：“什么东西？”
“她说是一份备忘录。”姚小波顿了顿，“七十年代的，跟这片区的地基有关。”林素珍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式呢子大衣，提着一个牛皮纸包裹的文件夹，站在麦窝社区门口等了二十分钟。
值班的姚小波认出她是当年城建院的副总工，连忙把她请进屋里。
她没坐下，只把那份泛黄的备忘录轻轻放在桌上。
“七三年，我们做过一次全区抗震评估。”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读一份早已封存的日志，“那时候条件差，仪器少，就靠人去听墙、敲地基、查裂缝。后来发现，有些老楼看着破，反而震不倒；新修的几栋，图纸再漂亮，一晃就裂。”
她翻开备忘录，边缘已经脆化，字迹用钢笔手写，墨色深浅不一。
“我们提了一条建议——‘保留居民生活痕迹作为结构韧性参考’。比如灶台长期烘烤导致墙体碳化，反而增加了密实度；晾衣绳常年拉扯，让梁柱形成了微小的预应力……这些没法量化，但确实存在。”
她顿了顿，指尖划过一行被红笔划掉的批注：“上级说，影响工程进度，不准列入正式报告。”
屋外风声渐起，窗缝里钻进一丝冷意。
秦峰站在一旁，没说话，只是盯着那行被删去的字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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