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宁二年（364 年），他终于把自己嗑进了鬼门关。五石散中毒，昏迷三天，崇德太后不得不再次临朝。桓温趁机索要 “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等于把全国军权都握在了手里。司马丕醒后，看着诏书上的 “桓温” 二字，突然想起父亲成帝临终前的话：“庾氏跋扈，终为晋患。” 现在桓氏更甚，却无人能制。他苦笑着对皇后说：“朕以为嗑药能超脱，却不想，反而让权臣更超脱了。”
兴宁三年（365 年）二月，司马丕躺在西堂，嘴里还念着《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不是因为丹药，而是因为对权力的彻底放弃。桓温在赭圻筑城，等于在东晋的心口插了把刀，而他这个皇帝，连抗议的诏书都写不出来。临终前，他望着皇后王氏的哭脸，突然后悔 —— 如果当初不沉迷修仙，而是像桓温那样紧握刀柄，会不会不一样？但一切都晚了，他的谥号 “哀”，是朝臣们的共识：哀其不幸，哀其不争。
当他的灵柩送出建康城，桓温的军队正在江北集结，准备新的北伐。送葬队伍里，有个老臣偷偷说：“陛下其实不傻，他只是知道，在桓温的阴影下，清醒才是最大的痛苦。” 这话传到司马丕耳中，他在棺材里苦笑 —— 原来，最荒唐的不是嗑药，而是生在帝王家，连选择清醒的权力都没有。
兴宁三年（365 年）二月，司马奕正在琅琊王府逗鹦鹉，突然接到太后诏书：“哀帝崩，无嗣，琅邪王奕，属当储嗣，宜奉祖宗。” 鹦鹉学舌般重复 “皇帝” 二字，他却想起十年前，桓温伐蜀归来，曾摸着他的头说：“小儿若生在寻常家，必是个聪慧郎。” 如今，这聪慧成了催命符，因为他清楚，自己不过是桓温眼中的 “过渡木偶”，随时可以被丢弃。
太和元年（366 年），司马奕看着桓温的北伐奏报，想起去年慕容恪陷洛阳，守将沈劲战死前的血书：“臣力竭，陛下珍重。” 他想下诏褒奖，却被桓温的亲信拦住：“太尉说，此刻嘉奖，恐长敌人士气。” 他突然明白，在桓温眼里，将士的血，不过是染红他帅旗的颜料，而他的眼泪，连御案上的竹简都浸透不了。
太和六年（371 年），桓温在枋头惨败，声望大跌。司马奕知道，暴风雨要来了。十一月的某天，桓温带兵入京，在朝堂上展开一幅画卷：“陛下在籓时，便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生三男，实非帝子。” 他望着朝堂上义愤填膺的群臣，突然笑了 —— 这罪名如此荒唐，却无人敢反驳，因为桓温的刀就悬在众人脖子上。
被废那天，他穿着白帢单衣，步行出神兽门。侍御史带着百人卫队 “护送”，其实是监视。路过御花园，他看见当年亲手种的梅花，突然想起母亲曾说 “梅花香自苦寒来”，可他这枝梅花，还没绽放，就被风雪折断了。走到宫门口，桓温的部将递来一杯酒：“海西县公，请。” 他知道这是试探，仰头饮下，酒液顺着下巴滴落，在白衣上开出红色的花。
被贬到吴县后，司马奕成了 “阳痿皇帝” 的代名词。他知道桓温怕他复辟，所以每天酗酒纵乐，故意让宠妾当众哺乳，坐实 “生子非己” 的谣言。有次宴客，他指着宠妾的肚子说：“此儿像龙，必是相龙种。” 宾客们低头偷笑，他却在心里滴血 —— 这不是荒唐，是保命的无奈。
咸安二年（372 年），妖贼卢悚派人假传太后诏命，要迎他复位。许龙拿着 “诏书” 跪在门口，他看着那皱巴巴的黄绢，突然想起当年桓温伪造的 “太后令”。“太后若真有诏，怎会派你一个小卒？” 他摆摆手，让侍卫捆了许龙，转身对宠妾说：“去，把朕的酒壶拿来。” 从此，他更沉溺酒色 —— 他知道，只有让桓温觉得他彻底废了，才能保住性命。
太元十一年（386 年），司马奕在吴县病逝，时年四十五。临终前，他对着铜镜整理衣冠，看着鬓角的白发，轻声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这身龙袍。它跟着朕，受了太多屈辱。” 他不知道，历史会如何记载他，只希望那荒唐的罪名，能随着他的死亡，永远埋在吴县的泥土里。后来有人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一首诗：“龙椅虽贵不如闲，醉里乾坤胜紫寰。休笑阳痿非我罪，权臣手里做傀儡。”
从司马聃到司马奕，东晋的这三位皇帝，成了桓温权力崛起的背景板。他们的悲剧，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皇权在门阀与权臣夹缝中的必然宿命。
穆帝司马聃，生而逢时，却逢权臣崛起。两岁登基，十九年傀儡，连亲政都是假象。他的一生，是皇权彻底沦为玩偶的缩影 —— 御案上的朱笔，不过是权臣的提线；朝堂上的诏书，全是别人的剧本。他的存在，证明了在门阀政治下，皇帝的年龄、智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做个安分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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