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军制改革缓慢，其他新政推进速度就快多了。
在1735年十二月底时候，鄂尔泰、张照、孙嘉淦等人便已完成警察局，反贪局，检察局在直隶省保定府、天津府等地落地。
进入1736年，改革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山东省首当其冲，巡抚岳濬接到朝廷指令后，立即投身于改革工作中。
山东作为人口大省，治安与民生问题至关重要。在组建警察局时，岳濬从全省各地的绿营兵和衙役中精挑细选，组建起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
这些警察迅速走上街头，维护治安，处理纠纷，让山东各地的集市、街巷秩序井然。
同时，组建的反贪局也积极行动，深入官场内部，调查各类贪污线索，检察局依据证据决定是否起诉。
在一次针对盐政的专项调查中，成功揪出了一批长期贪污盐税的官员，有力地整肃了山东官场的风气。
刑部新式审判制度推行后，在济南府的一场土地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依据证据各抒己见，律师也充分发挥专业能力进行辩护，法官公正裁决，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
与此同时，山西省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
巡抚石麟结合山西商业发达的特点，对改革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
在商业重镇平遥、太谷等地，警察局加强了对商业区域的巡逻防控，保障了商人的财产安全和正常的商业秩序。
反贪局则重点关注商业领域，打击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
在查处一起涉及票号的贪腐案件中，反贪局的官员们深入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成功将涉案官员和不法商人一网打尽，维护了山西商业的健康发展。
江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等省份，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改革进展顺利且成果显着。
在江苏，苏州、南京等地的警察局积极与商会合作，共同维护城市的治安和商业秩序。
警察局还设立了专门的治安举报点，方便百姓反映问题，提高了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效率。
反贪局在江南地区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查处了多起涉及地方官员和富商勾结的腐败案件，追回了大量赃款。
在杭州府的一场民事借贷纠纷审判中，新式审判的流程和公正性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两湖地区，即湖南和湖北，在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理和人文优势。
湖南巡抚杨锡绂和湖北巡抚德沛积极组织力量，推动警察局、反贪局、检察局的组建和新式审判的推行。
在长沙府、武昌府等地，警察局加强了对码头、驿站等关键区域的管理，保障了人员和物资的安全流通。
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在改革中不仅注重内陆的治安和司法改革，还充分考虑到沿海地区的特殊情况。
福建巡抚郝玉麟和广东巡抚杨永斌积极加强沿海地区的治安管理，警察局在沿海港口、渔村等地加强巡逻，防范海盗和走私活动。
反贪局则对涉及海外贸易的官员进行严格监管，打击贪污腐败行为。
在广州府的一场涉外贸易纠纷审判中，新式审判制度展现出了其公正、高效的特点，赢得了外商的认可，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截止八月底，除陕甘、蒙古等地外，警察局、反贪局和检察局已在全国大部分省份落地生根。
借助这三大机构，累计安置绿营士兵近25万人，有效缓解了裁撤绿营带来的人员安置压力，为后续各省军制整编奠定基础。
自1735年十月第一期《中华日报》发行以来，凭借丰富多元的内容与对改革理念的大力传播，逐渐赢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销量呈爆发式增长。
1735年十月，报纸销量仅为150万份，而到1736年八月，这一数字飙升至800万份。
随着销量的大幅提升，报纸带来的收益也越发可观。
起初，每份报纸除去成本能赚20文，随着报纸印刷需求增大，刺激了印刷技术的改进，工匠们在工艺上不断钻研创新，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排版技术与材料，使得印刷效率大幅提高，成本下降了五成以上。
相应地，每份报纸的收益增长到35文，随着各省用报纸发行获得的收益改善驿站道路交通，驿站公文传递速度提高了两成左右。
原本从京城到广州需要15天，如今仅需12天。
这一变化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流通速度，弘历也因此将《中华日报》从之前的每月一期调整为半月一期。
这一调整，使得朝廷的政令、各地的消息能以更快的速度传播，百姓对国家大事的了解更加及时，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新政的支持和参与感。
报纸内容也越发丰富多样，除了继续刊载皇帝的谕旨、朝廷的新政、各地的民生与军事动态，还增设了许多实用的板块。
在农业方面，详细介绍了各种新农作物的种植技巧和农业生产经验，帮助农民提高产量；在商业领域，分析各地的市场行情和贸易趋势，为商人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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