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与卢梭对视一眼，虽仍存疑虑，但也认可了这个提议。
他们起身整理衣袍，决定前往即将开讲的京城各大学府，亲耳听听清国的学子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表达思想。
而此时的养心殿内，弘历正翻阅着刘统勋送来的审讯奏折。
当看到张彪等人不仅收受孝敬钱，还曾多次滥用酷刑虐待囚犯时，他眼中寒光更盛，提笔朱批。
“即刻行刑，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
北京政法大学。
礼部尚书顾廷仪侧身引路，伏尔泰、孟德斯鸠一行踏着平整的水泥路踏入校园。
西式红砖教学楼错落排布，实验室里望远镜、蒸馏器等仪器整齐陈列，公告栏上“政体之辨”“宗教争议”“神权与王权”的辩论预告，竟全是欧罗巴学术界避之不及的敏感议题。
草坪中央，绝大多数围坐的学子热议“君主统治的合理性”，青衣学子朗声道。
“大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没有君主集权统筹，朝堂扯皮十年也难落地。
如今边疆安稳、百姓富足，正是因为皇上能跨越派系，以雷霆手段推动变革，这不是独断，是大国治理必需的决断力。”
附和者补充：“西洋诸国疆域狭小尚可试议会制，大清拆分权力只会陷入藩镇割据，百姓遭殃。”
树荫下，师从刘墉、戴震的学子聚焦“权力制衡”，身着华服学子手持书本从容开口。
“君主集权高效毋庸置疑，但风险亦存。历史上明君少庸君多，即便本朝皇上开明，也需防权臣蒙蔽、官吏舞弊。
我们并非否定君主，而是要让君权运行在律法框架内，皇上设三级法院、反贪局，本质就是制衡权力的尝试，唯有将‘明君之治’转为‘制度之治’，新政才不会因人而废。”
石桌旁的宗教讨论直击核心，尤其让西洋学者动容。
发言的学子大多师从吴淑度，不少人还参与过《炎黄会典》的编撰，观点带着典籍编撰过程中沉淀的思辨。
“《炎黄会典》早已明确，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法为纲’，国家律法高于一切宗教传统！
这不是空谈，而是大清的治理根基。”
一名曾参与编撰的学子举例：“不管是儒释道信徒，还是西洋传教士，只要触犯律法，便一视同仁，此前江南地区有西洋传教士禁止教众为祖先扫墓，称‘教义高于孝道’，结果被地方官依律警告，若再犯便驱逐出境。”
他进一步阐释：“我们编纂《炎黄会典》时便反复研讨，宗教是心灵寄托，传统是文化传承，但二者都不能凌驾于律法与公序良俗之上。
传教士若干预地方事务、强迫信众放弃宗族祭祀，即便有教会庇护，也必受惩处。
信徒若借宗教名义偷税漏税、聚众闹事，同样难逃律法制裁。
皇上划定的这条红线，正是守住了法治的底线。”
这番话让伏尔泰等人瞳孔骤缩，这不正是他们毕生追求却难以实现的目标？
欧罗巴教会长期凌驾于律法之上，垄断知识、迫害异见者，国王登基需教会加冕，甚至因宗教争端血流成河，而这个东方学府里，一群年轻学子，竟将“律法高于宗教”视作理所当然的治理准则。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不远处的长椅旁，几名同样师从吴淑度的学子还在讨论“神权的虚妄”。
一名学子直言：“欧罗巴教会宣称‘君权神授’，实则是为了掌控世俗权力。
《炎黄会典》明确定义‘华人’以文化与认同为根，而非神权背书。
我大清以‘民心’为统治根基，皇上推行新政以民为本，百姓吃饱穿暖、权益有保，自然拥护君主，何须神权加持？”
旁边学子附和：“西洋教会垄断知识、迫害异见者，而我大清兴办新式学堂、鼓励自由探讨，这才是文明进步的正道。
神权不应凌驾于人权与律法之上。” 这般直白质疑神权的言论，在欧罗巴足以招致火刑，在此却能坦然争论。
敏感议题并行不悖，学子们穿梭辩驳却无人身攻击，主持辩论老师仅适时点拨。
“诸般主张皆有依据，关键在适配大清国情。” 无半分斥责阻拦。
伏尔泰握紧手中的羽毛笔，笔尖因激动微微颤抖，他们在欧罗巴苦苦抗争的“律法至上、破除神权垄断”，竟在这个东方国度的学府里，成为学子们自由探讨的寻常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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