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感觉自己刚合上眼没多久，就被一阵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惊醒了。
不是礼貌的轻叩，而是用拳头砸在门板上的“砰砰”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同屋的老张哼了一声，翻了个身，含糊地骂了句“谁啊，大半夜的......”，又沉沉睡去。小赵和小王也被惊醒，迷迷糊糊地坐起身。
李天佑的心猛地一沉。他迅速披上棉袄，趿拉着鞋走到门边，沉声问：“谁？”
“开门！查夜！”门外是一个陌生的男声，冷硬，不容置疑。
李天佑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三个人,两个穿着深蓝色棉制服，戴着同样颜色的棉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全脸，但眼神锐利如鹰。
他们一左一右站着，手看似随意地搭在腰间，但那种姿态李天佑很熟悉，那是一种随时可以拔枪的姿势。
中间那人年纪稍长，约莫四十多岁，穿着普通的灰色中山装，外面罩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一双眼睛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异常深邃明亮。
“李天佑同志？”中间那人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是我。”李天佑点头。
“跟我们走一趟，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了解。”中年人语气平淡，但用的是陈述句，不是询问。
“现在？去哪里？什么事？”李天佑稳住心神，问道。他能感觉到身后房间里的三个工友已经完全醒了，正惊疑不定地看着门口。
“去了就知道。”左侧那个年轻些的蓝制服向前半步，语气生硬，“请你配合。”
李天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点点头：“好，我跟你们走。让我穿好衣服，跟工友说一声。”
中年人没反对。李天佑回身，迅速穿好棉裤、棉鞋，套上大衣，围上围巾。老张已经下了床，紧张地小声问：“李队，这......这是咋回事？”
“没事，估计是例行问话。”李天佑压低声音，尽可能轻松地说，“你们接着睡，明天......按原计划准备。”他特意强调了“原计划”三个字，安抚几人的情绪。
小赵和小王面面相觑，脸上都是担忧。
李天佑没再多说，转身跟着三人出了房间。走廊里，招待所的值班员也醒了，战战兢兢地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们经过，大气不敢出。
外面风雪依旧，吉普车就停在门口，发动机还微微响着，排气管喷着白雾。李天佑被请或者说被半推着上了后座，两个蓝制服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
中年人坐在副驾驶。司机也是个穿着便衣的年轻人，一言不发，直接挂挡起步。
吉普车碾过厚厚的积雪，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疾驰。车窗上很快凝结了冰花，看不清外面。车内气氛凝重，除了引擎声和风声，没人说话。
李天佑能闻到身旁两人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一种......类似硝石混合着旧皮革的味道，那是他熟悉的安全或内卫人员常有的气味。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拐进一个院子，停在一栋灰色的三层楼前。楼体方正，窗户不大，装着铁栅栏。门口有持枪的哨兵，看到车灯，警惕地看了一眼车牌，挥手放行。
李天佑被带进楼里。走廊很窄，天花板很高，墙壁刷着半截绿色的墙裙，地上是粗糙的水泥地。灯光是惨白色的日光灯管，照得人脸色发青。他被带进一间屋子。
屋子不大，大约十平米。一张旧木桌，两把椅子，桌子对面还有一把孤零零的椅子。墙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张印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红底黑字，格外醒目。
屋子一角有个铁皮炉子，炉火已经快灭了，屋里很冷。
“坐。”中年人指了指桌子对面那把孤零零的椅子。
李天佑顺从的坐下，两个蓝制服却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门内两侧，像两尊门神。
中年人在桌子后面坐下，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又取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他先不急着问话，而是慢条斯理地翻开文件夹，看了看里面的材料，又抬眼仔细打量着李天佑，目光像手术刀一样，似乎要把他从里到外剖开。
沉默持续了足足两三分钟，这是一种心理施压的常用手段。李天佑竭力保持镇定，目光平视，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没有局促不安的小动作。
“李天佑同志，”中年人终于开口，声音在空旷冰冷的房间里回荡，“我是省厅的赵向荣。这么晚请你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宋清波，以及苏联专家柳德米拉·伊万诺娃的情况。”
“赵同志请问。”李天佑点头。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是昨天下午抵达本市，并前往工业大学，与宋清河有过接触，对吗？”赵向荣的问话很直接。
“对。”
“你找宋清河的目的是什么？”
“受他未婚妻田丹同志委托，捎个口信，问问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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