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清晨，
南京城南的薄雾尚未散尽，雨花台的山岗突然被撕裂的炮火照亮。
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指挥部里，140门重炮同时发出怒吼，九四式舰载轰炸机的轰鸣声掠过天际，将这座距中华门仅八百米的战略高地，瞬间变成了烈焰蒸腾的炼狱。
山岗上，
国民革命军第88师的六千余名官兵伏在临时构筑的工事里，
他们刚从淞沪会战的血火中撤出，半数是未经实战的新兵，迫击炮不足十门，每人分到的子弹不足三百发，
更致命的是，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存在诸多致命缺陷，让这场以弱抗强的死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这是一场注定以血肉相搏的绝境之战。
“碉堡门全部反锁，谁也不准后退！”262旅旅长朱赤少将的声音在炮火中震颤。
这位黄埔三期生亲自检查阵地时，眉头始终紧锁：
雨花台的工事多是战前仓促抢修，缺乏统一规划，前沿战壕与核心碉堡之间几乎没有交通壕连接，士兵们在阵地间转移只能暴露在日军火力下；
碉堡虽依山势修建，却普遍没有预留侧防火力点，只能正面射击，一旦日军从侧翼迂回，便成了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更要命的是，多数碉堡的射孔过大，既无法有效隐蔽射手，又容易被日军炮火直接命中。他将战旗降至旗杆中段，对集结的敢死队员高声喊道：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今日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百余名敢死队员齐声应和，他们腰间挂满手榴弹，在军号声中冲向正在突破前沿的日军第13联队。
没有交通壕掩护，他们在开阔地被日军九六式机枪织成的火网成片扫倒，最终仅有四人活着退回阵地。
炮火持续了整整两小时，雨花台的浮土被炸得深达一米，树木尽数化为焦炭，本就简陋的战壕被炮火轻易夷平，泥浆与鲜血灌满了残存的坑洼。
日军炮火稍歇，第6师团第23联队的步兵如蚁群般涌上山坡，他们精准利用工事间隙穿插——88师的防御体系本就割裂，各碉堡、战壕互不呼应，有的据点孤立无援，有的火力重叠却留下大片射击死角。
264旅旅长高致嵩亲自操起重机枪，他的部下将机枪架在炸塌的碉堡残骸上，却发现相邻的碉堡无法提供火力支援，日军士兵正沿着工事缺口攀爬而上。
枪管打红了便浸在泥浆里降温，换弹夹的间隙里，士兵们嘶吼着“刺刀之前还有我”，用血肉之躯填补工事设计缺陷留下的缺口。
当日黄昏，
264旅一个营的兵力已锐减至三十人，他们死死守住菊花台核心据点，全靠士兵用身体封堵工事漏洞，日军第8中队长中村进中尉在冲锋中被当场击毙，成为这场战役中首位殒命的日军军官，但官兵们都清楚，这样的胜利是以数倍伤亡换来的。
12月11日，日军的攻势愈发疯狂。
第6师团与第114师团联手，集中百余门大炮和数十辆八九式战车，对雨花台二线阵地展开总攻。
此时工事的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缺乏专门的反坦克壕沟，仅有的几道简易障碍被日军战车轻易碾平；
碉堡顶部厚度不足半米，无法抵御日军重炮轰击，多座碉堡被直接炸塌，里面的守军无一生还；
战壕没有设置反斜面工事，士兵们在日军炮火下根本无处隐蔽，只能趴在泥泞中被动还击。
朱赤旅长在指挥所里包扎着腿上的伤口，身边的参谋递上伤亡简报：三个团长已全部阵亡，营连级军官伤亡过半。
他沉默片刻，下令将仅剩的几十箱手榴弹全部开盖，用绳子串联导火索，在日军战车必经之路布设成密集的雷区——这是没有反坦克武器的官兵们，唯一能弥补工事缺陷的办法。
当数千名日军步兵逼近阵地前沿时，朱赤一声令下，数百枚手榴弹同时引爆，火光冲天，日军血肉横飞，遗尸遍地。
趁着敌军混乱，朱赤再次亲率敢死队杀入敌群，短兵相接中，他的德国驳壳枪连续打掉八个弹夹，直至腹部被炮弹弹片击中，肠子流出体外。
这位33岁的将领咬着牙将肠子塞回腹腔，用子弹袋皮带勒紧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至体力不支倒地，壮烈殉国。
士兵们用军用毛毯覆盖他的遗体，在两侧挖坑引爆手榴弹，以尘土为将军筑起最后的坟墓。
朱赤殉国的消息传来，264旅旅长高致嵩率部紧急增援。
此时的雨花台已沦为修罗场，不合理的工事让伤亡雪上加霜：部分战壕挖得过浅，士兵起身射击便会暴露；碉堡的进出口设计在正面，日军一旦逼近，守军连撤退转移的通道都没有；各阵地之间缺乏通讯壕，命令传递全靠士兵冒着炮火奔跑，许多部队因无法及时收到指令陷入各自为战。
日军动用火焰喷射器攻击碉堡，由于射孔过大、密封性差，火焰轻易灌入内部，被大火包围的守军宁死不退，在暗堡中持续射击，直至被烈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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