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644 年）二月，高丽大莫离支渊盖苏文心怀叵测，弑君自立，以铁血手段施行残酷统治，随后竟悍然入侵邻国新罗。
新罗朝中顿时一片哗然，局势岌岌可危，无奈之下，新罗派出使者，马不停蹄地赶往唐朝，向唐太宗李世民求救。唐太宗听闻此事，震怒不已，当即决定准备派兵征讨高丽，以维护大唐在东北边境的威望与安宁，同时帮助新罗抵御强敌。
消息传至朝堂，立即引发了朝臣们的热烈讨论。谏议大夫褚遂良忧心忡忡，他深知以前太子谋反一事，对朝廷政局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至今不确定因素尚未完全清除。并且，国家内部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正是宜于安稳发展的大好时机。辽东地处偏远，若劳师动众远征高丽，路途遥远，不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可能会引发诸多不可预见的变故，于国家长远发展不利。于是，褚遂良据理力争，竭力反对出兵。
李世民听完褚遂良的谏言，觉得不无道理，但心中征讨高丽的决心仍未动摇。于是，他转而征询李积的意见。李积微微沉思片刻，目光深邃而坚定，缓缓说道：“陛下，臣记得当年薛延陀进犯，陛下就心怀壮志，想要发兵讨伐。当时由于魏徵谏阻，陛下最终作罢，致使薛延陀直到今日仍为祸患。那时倘若陛下采用果断策略，凭借荡平东突厥的赫赫余威，以雷霆之势出击，迅速扫灭番帮，定能让其噤若寒蝉，北疆也早就得以安宁了。如今高丽作乱，其实与薛延陀如出一辙，他们同样妄图就地坐大，其野心昭然若揭，显然是想在未来与大唐天朝分庭抗礼。倘若我们今日不征讨他们，任由其肆意蚕食邻国而不断壮大，待到来日他们联合起来，届时局势势必更加错综复杂，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
李世民听后，深以为然，深感他说到了关键之处。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征讨高丽的决心，并开始着手准备御驾亲征，以彰显大唐天威。
为了进一步恫吓薛延陀，李世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趁着薛延陀使者来长安陈述其可汗夷男一直对突厥用兵的原因之际，李世民话锋一转，明确挑明了自己要出兵去攻打高丽的决策。
然后，他不紧不慢地问道：“夷男，你可敢趟这淌浑水，与高丽联合起来对付唐军？”
夷男听闻，心中思索再三，为了在唐朝面前展现自己忠心不二，同时也为了趁机捞取一些利益，连忙表示愿出兵相助攻打高丽。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唐太宗果断拒绝了。
毕竟，此时薛延陀明面上虽未与唐朝彻底撕破脸，但其一直以来对唐朝的诸多不驯服之举，使得大唐对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实乃一个非常不好确定的因素，唐太宗只需吓住薛延陀，让其不敢轻举妄动也就足够了，绝不能让其趁机与高丽勾结，给唐朝带来更大的麻烦。
十一月，李世民精心调兵遣将，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军自莱州渡海攻平壤；任命李积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领步、骑军六万以及兰、河二州的外族降军进攻辽东。这两路大军如同两把利刃，协力并进，直指高丽。
贞观十九年（645 年）二月，李世民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亲征高句丽。同月，李积率所部抵达幽州，与其他各路唐军迅速会合，一时间，军威大振，士气高昂。
随后，李积开始精心谋划，决定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他指挥军队从柳城（今辽宁朝阳）正式进军，一路上故意大张旗鼓，敲锣打鼓，做出一副要通过怀远镇（今辽宁辽阳附近）直取高丽腹地的假象，以此迷惑高丽军队。高丽人果然中计，纷纷将兵力调往怀远镇方向，严阵以待。
然而，就在高丽人紧盯着怀远镇的时候，李积却暗中派遣精锐部队，趁着夜色的掩护，悄然北上，直趋甬道（今辽宁海城一带），出其不意地对高句丽发动进攻。这一招出奇制胜，让高丽人措手不及。
四月，李积亲自率领大军从通定（今辽宁辽阳附近）渡过辽水（辽河），如同神兵天降般抵达玄菟（今辽宁沈阳附近）。高丽人大为惊骇，各城守军瞬间慌了神，纷纷紧闭城门，龟缩自守，不敢轻易出战。
此时，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以及营州都督张俭也相继到达。张俭素以骁勇善战着称，他毫不犹豫地率军直趋建安城（今辽宁盖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大败高句丽军，斩杀敌军无数，一路高歌猛进。
四月十五日，李积与李道宗合兵一处，合力攻打盖牟城（今辽宁抚顺）。盖牟城是高丽的重要据点，城高墙厚，守军众多。唐军抵达后，立刻展开猛烈的进攻。高丽守军凭借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双方展开了长达十一天的激烈战斗。唐军将士们奋勇向前，不惜牺牲，终于在四月二十六日攻陷了盖牟城。
此役，唐军俘获百姓两万多口，缴获粮食十多万石，极大地充实了军需物资，为后续的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这一系列的胜利，让唐军士气大振，也让高丽人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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