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长安城的暮春时节，柳絮纷飞如雪，而太极宫中却笼罩着一层凝重的气息。这座承载着大唐帝国中枢命脉的宫殿群，红墙黄瓦间暗流涌动，一场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权力风暴，正在幽深的宫室与巍峨的朝堂之间悄然酝酿。
此时的唐高宗李治，正值风华正茂却眉头深锁。自登基以来，这位年轻帝王始终被朝堂之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所困扰，而眼下后宫之中，一场关乎皇权根基的抉择更是让他寝食难安。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自武德年间便与李唐皇室结下姻亲，其家族在关陇集团中地位尊崇。入宫十余载，她以端庄持重母仪后宫，将六宫诸事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朝中老臣们的敬重。然而，命运的齿轮在遇见武昭仪后开始悄然转动。武氏十四岁入宫为才人，蛰伏数载后重获君心，其过人的胆识与聪慧，不仅在政务上能为李治分忧，更以炽热的情感填补了帝王内心的孤寂。随着时间推移，李治心中"废王立武"的念头愈发强烈，他深知，这场皇后之位的更迭，早已超越后宫争宠的范畴，成为重塑皇权、打破朝堂旧有格局的关键一战。
面对如此重大的决策，李治决定召集朝中核心人物共商此事。李积、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这些先帝李世民留下的顾命大臣，不仅是辅佐朝政的肱骨，更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朝堂风向与帝国的未来走向。然而，当宣召的旨意传至李积府邸时，这位年逾花甲的开国名将却称病推辞。李积戎马一生，历经高祖、太宗两朝，曾率军平定窦建德、王世充，又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其威望与智慧在朝中无人能及。他的缺席，犹如一记重锤敲在李治心头，让本就忐忑的帝王更加焦虑不安。
与此同时，在得知商议"废王立武"之事后，褚遂良的反应最为激烈。这位以"忠直"闻名的老臣，手持笏板立于朝堂之上，言辞恳切却态度坚决："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且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他引经据典，从礼制纲常到君臣大义，字字句句都在扞卫着传统秩序。褚遂良不仅是贞观年间的名臣，更是《唐律疏议》的主要编撰者之一，其在礼法领域的权威，使得他的反对意见在朝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满朝文武听闻此言，一时议论纷纷，支持与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朝堂之上陷入僵局。
面对褚遂良的据理力争，李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深知，若强行废立，必将招致满朝非议，甚至可能引发朝局动荡；但若就此作罢，不仅皇权威严受损，更无法实现自己整顿朝纲的抱负。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李治的目光再次投向了称病在家的李积。这位历经百战的老将，不仅深谙政治博弈之道，更对皇权的困境有着深刻理解。于是，李治放下帝王的尊仪，亲自前往李积府邸，在幽静的书房中，他屏退左右，言辞恳切地向这位老臣吐露心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褚遂良极力谏阻，卿意如何？"
李积望着眼前这位略显憔悴的帝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沉思良久，缓缓开口："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短短十余字，却如金石之音，瞬间点破了困局。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藏深意：它既巧妙避开了直接表态的政治风险，又暗示李治应乾纲独断，彰显皇权至上。李治闻听此言，豁然开朗。他意识到，作为帝王，若事事受制于臣下，又何谈掌控天下？李积的这番表态，不仅为他卸下了心理包袱，更给予了他推行新政的底气。
得到李积的默许后，李治的态度陡然转变。他迅速采取行动，先是将坚决反对的褚遂良贬出长安，随后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正式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一决定，犹如巨石投入深潭，激起千层浪。朝中虽有部分大臣表示反对，但在皇权与李积等势力的支持下，反对声浪很快被平息。武则天登上皇后之位后，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开始协助李治处理政务，逐步走上权力的巅峰。而李积因在关键时刻的表态，深得帝后信任，不仅继续执掌军权，更成为李治推行"废王立武"、打击关陇集团、加强皇权统治的重要臂膀。
"废王立武"事件，不仅改变了唐朝的后宫格局，更成为唐朝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它标志着关陇集团对朝堂的长期控制开始松动，皇权得以进一步集中；而武则天从后宫走向朝堂，为她日后称帝埋下了伏笔。这场发生在永徽年间的宫廷变革，如同蝴蝶效应一般，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走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显庆三年（658年），李积陪同李治前往东都洛阳的旅程。一路上，车马滚滚，舟船穿梭，两人并肩而行，商讨着国家大事。然而，舟车劳顿，岁月无情，李积不幸染上了疾病。消息传来，李治心急如焚，仿佛失去了左膀右臂。他立刻放下手头的政务，亲自来到李积的车驾旁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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