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间似乎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包容，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争吵不休，甚至还会动手相向。这样的相处模式无疑给彼此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痛苦。
然而，尽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争吵和矛盾，但他们却始终没有选择分开。或许是因为多年的夫妻情分，又或许是因为各种现实因素的考量，总之，他们就这样吵吵闹闹地度过了一辈子。
这样的婚姻生活虽然并不完美，但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在旁人看来，他们的关系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和不稳定，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或许就是他们所习惯的相处方式。
先是刘姨得了脑梗不能自理，儿子帮助他父亲一起伺候着，刘姨去世后，在无奈之下，刘义前往宝东幸福苑，与李大舅为伴。那里的生活，却如同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处处透着别扭与不适。待李大舅前往哈市后，刘义再也忍受不了幸福苑的日子，又回到了熟悉的老家。
老家的旧屋，虽比不上新盖的房舍那般崭新，却满是生活的温度。刘义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重新寻找着生活的意义。
在万丰父亲那里，我与刘义不期而遇。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开始讲述起他过去的种种经历。我静静地聆听着，仿佛能感受到他曾经的艰辛与不易。
然而，当我再次见到刘义时，他的状况却让我大吃一惊。他拄着棒子，艰难地行走着，每一步都显得异常吃力。岁月似乎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脆弱。
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悯之情，决定去市场买些麻花给他。我希望这些小小的食物能给他带来些许温暖和安慰。
买好麻花后，我登上了客车，准备离开。望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刘义，我心中默默祈祷着他能早日康复。
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义。后来，我得知他已经离世。
我和国春玲在万丰住的那段日子，空气中满是质朴的烟火气息。从房西的路往北走有条乡路，便能看到拐角处的房屋，这就是校长的家，学校的校长姓孙，是位盲人，可别小瞧他，在这小小的地方，他就像黑夜里的灯塔，给人指引。
孙校长和洪吉平一样，骨子里都是不服输的人。早些年在双山教书时，条件特别艰苦，没有完备的教学资料，也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但他从没抱怨过。他总说：“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为了给学生讲好每堂课，他白天上课、备课，晚上还独自钻研，常常到半夜。同办公室的老师劝他：“老孙，别太拼了，身体要紧。”他却笑着回答：“我多学一点，就能多教孩子们一点，这点辛苦不算啥。”
谁能想到，长期过度劳累和用眼，让他的世界慢慢暗了下去，最终双目失明。换作别人，可能早就被这打击压垮了，可孙校长没有。失明后，他依然坚守在教育岗位上，又当了十年的小学校长。看不见校园里的花草树木，看不见孩子们的笑脸，但他用耳朵“看”校园，用心灵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他常说：“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的心更明亮了，我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
后来，孙校长把房子卖给了张桦。说来也巧，张桦和我的八字只差日支不同，按老话说，婚姻方面肯定会有较大差异。张桦是个老实憨厚的人，接手房子后，孙校长在前院盖了砖房，继续守着这片熟悉的土地。
张桦五十岁出头时，家里突然遭遇变故。他妻子特别勤劳，天天在集市上摆摊卖货。那天收摊时，她正熟练地收拾摊位，动作麻利，一看就是多年练就的本事。突然，她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旁边卖货的王婶赶紧跑过去，着急地问：“他婶儿，咋了这是？”张桦妻子满脸痛苦，声音颤抖：“王婶，我感觉自己要死了，这肯定不是啥好病，我从来没这么难受过。”
回家后，家人赶忙带她去看病，诊断结果是脑梗。好在发现及时，打了药病情就控制住了，一家人都松了口气，以为难关过去了。可谁知道，几年后，病魔再次来袭，脑梗复发。这次特别严重，家人想尽办法，甚至用上了枕冰块的土办法，还是没能留住她。张桦守在床边，拉着妻子的手，泪流满面：“你咋就这么走了，留下我可咋办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桦在孤独和思念中熬着。后来，他和第二任妻子走到了一起，她是原来供销社职工高晓声的前妻。两人相互照顾，日子过得还算安稳。有一天，张桦身体不舒服，两人决定去天津看病。出发前，邻居李叔嘱咐：“路上注意安全，看完病早点回来。”张桦点头：“知道了李叔，放心吧。”
谁能料到，这一去竟是不归路。张桦的第二任妻子在天津遭遇了车祸。生命在那一瞬间变得无比脆弱，他们的共同生活轨迹就此终结。万丰的人们说起他们，满是叹息。
张桦家隔着乡路，便是邵大小子家。邵大小子的父亲邵老蔫，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老实人。听老一辈人讲，邵老蔫打小就老实巴交，连跟人拌嘴都没赢过一次。年轻时候，他在乡粮库当装卸工，不管寒冬酷暑，都光着膀子，露出一身黝黑发亮的腱子肉，扛起二百斤的麻包，脚下生风，一个人顶别人俩。后来上了岁数，干不动重活，便在粮库当起了更夫，每晚拎着破锣，“当当当”地在粮库里转悠，那声音在寂静夜里，传出去老远，既是给粮库守夜，也是给自己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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