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5日正午12时，珠江畔的阳光斜斜泼在海珠区同福乐酒店的茶色玻璃窗上，折射出刺目的光。
4楼餐厅刚送完最后一波茶市客人，碗碟碰撞的叮当声、服务员的吆喝声还没散尽，清洁女工钟姨攥着拖把，快步走向西边的男洗手间——
再过半小时，午市的客人就要涌进来，她必须赶在这之前把卫生打扫干净。
推开洗手间门的瞬间，钟姨的脚步顿住了。
一股异样的沉闷感扑面而来。
本该空荡的洗手间里，两个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笔挺地站在大便池门口，一人守着一侧，双手插在裤袋里，眼神却死死盯着中间那扇紧闭的隔间门。
他们的西装熨得平整，却难掩一身的痞气，领带歪歪扭扭地挂在脖子上，与这高档酒店的氛围格格不入。
更奇怪的是，两人明明没在使用洗手间，却像两尊门神似的堵在门口，连正眼都没看她这个清洁工。
“出去出去，搞卫生了！”钟姨心里的弦“嘣”地绷紧了。
在酒店做了三年清洁，她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可这样诡异的场景还是头一回遇上。
她扬起拖把，语气强硬地驱赶着，眼角的余光却没放松警惕——这两人的站姿不对劲，像是在看守什么。
两人磨磨蹭蹭地挪了两步，显然不想离开。
那个嘴边长满络腮胡的高个子，约莫三十岁，颧骨突出，眼神阴鸷，突然折返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递向钟姨，脸上堆起生硬的假笑：“阿姨，抽烟吗？歇会儿再搞呗。”
烟味混着淡淡的汗味飘过来，钟姨下意识地摆摆手：“我不抽，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她能感觉到，这男人的目光在她身上扫来扫去，带着审视和戒备。
“胡子”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退到门外，脚步声渐渐远去。
就在这时，中间的隔间门“哐当”一声被猛地撞开，一个瘦小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
他身高不过一米五，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头发凌乱，额头上渗着细密的冷汗，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因为紧张而抿成一条直线。
他慌不择路地踩了钟姨一脚，力道不大，却带着急切的颤抖。
“阿姨！”他压低声音，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我被人绑架了！帮帮我，帮我打个电话！”
说话间，他从夹克内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飞快地往钟姨手里塞。
钟姨的心脏“咚咚”狂跳起来。绑架？这两个字在她脑子里炸开，让她瞬间懵了。
她不识字，看着纸片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一时不知道该接还是不该接。
眼前这年轻人看着像个学生，不像撒谎，可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万人出入的酒店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就在她犹豫的刹那，“胡子”的脚步声突然又折了回来，带着急促的喘息。
年轻人脸色骤变，手一抖，那张纸片像片落叶似的飘落在盥洗池边的水磨石台上。
钟姨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不能让这张纸被发现。
她几乎是凭着本能，猛地提起脚边的塑料纸篓，轻轻往台面上一放，纸篓的边缘刚好压住纸片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张救命纸条藏了起来。
“你他妈跑什么！”“胡子”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身后还跟着刚才那个同伙。
两人一左一右，像两座山似的夹住年轻人，手臂死死箍着他的胳膊，几乎是拖着他往外走。
年轻人挣扎了一下，回头看了钟姨一眼，眼神里满是哀求，随后便被强行拽出了洗手间，消失在走廊的拐角。
钟姨浑身发软，扶着拖把杆才站稳。
她飞快地掀开纸篓，捡起那张不足两寸见方的纸片，攥在手心，纸片上的字迹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
她顾不上多想，跌跌撞撞地冲出洗手间，往餐厅营业部跑。
“部长！部长！出事了！”钟姨的声音带着哭腔，推开营业部的门时，手还在发抖。
营业部部长陈姐正在核对账单，见她这副模样，连忙站起来：“钟姨，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钟姨把纸片递过去，喘着粗气说：“刚才洗手间里，有个年轻人说他被绑架了，这是他给我的纸条！”
陈姐接过纸片，凑近灯光一看，瞳孔骤然收缩。只见上面用细小、潦草的字迹写着：
“请帮忙，我被人绑架，请告诉我家里人，电话号珠海（家），叫他们不要怕，大胆去报警。”
没有署名，没有更多信息，可那歪歪扭扭的笔画里，透着一股绝望的急切。
“真的是绑架！”陈姐倒吸一口凉气，立刻抓起桌上的电话，“快，打保卫科！”
此时是中午12时10分。酒店保卫科里，科长叶在伟正准备脱下制服去吃午饭。
这位有着20年军旅生涯的前警卫营副营长，转业到酒店三年，骨子里还带着军人的警觉。
电话铃急促地响起，他一把接起，听到陈姐的话后，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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