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修正后的案发时间段内，与丽莎贝尔·莫罗存在社会关系的七位相关人员中，六人均提供了可靠的不在场证明。”
他的目光落在马蒂厄身上，“唯有你，马蒂厄·雷诺，无法证明自己当时身在何处。”
“你说你收到丽莎贝尔的信，约你在钟楼见面。但信不见了。你说你去了，但没人看见。你说你爱她，不可能杀她——”
“但你们两周前分手了。”那维莱特没有让他说出辩白，“根据丽莎贝尔父母的证词，分手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女儿与一位没有稳定收入的艺术生交往。丽莎贝尔在压力下提出分手，但你多次纠缠，甚至曾在她宿舍楼下等候至深夜。”
指控席上，丽莎贝尔的父亲站了起来，“最高审判官大人，这个畜生配不上我们的丽莎。我们只是希望女儿有个更好的未来，这有错吗？他怎么能…”
老人说不下去了，哽咽跌回座位。
身旁的妻子轻轻拍着他的背，泪水无声滑落。
观众席响起一片压抑的议论声。
“动机充分，证据链完整。”
“看上去铁证如山呢。”
“可怜那对父母…”
“这种男人我见多了，求爱不成就要毁掉…”
议论声像潮水般漫上来，冲刷审判庭。
马蒂厄的脸色由苍白转为死灰，他佝偻着背，手指紧紧抠着栏杆。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他重复着，声音却越来越小。
那维莱特看了眼时间。
距离他同意接收新证据已经过去十五分钟。
歌剧院外雨声依旧，但通往审判庭的那条长走廊上，始终没有响起脚步。
艾梅莉埃没有出现。
旅行者和派蒙也没有。
观众席开始骚动。
人们交换着眼神，有人不耐烦地调整坐姿，有人低声质疑拖延的合理性。
“最高审判官大人——”指控方代理人起身，“既然提交证据的时限已过，新证据又迟迟未至，我请求法庭立即继续审判流程，以免给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那维莱特沉默了五秒。
“本庭宣布，丽莎贝尔·莫罗谋杀案审理继续。请指控方进行陈述。”
————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悲剧，每一幕都向着无可挽回的结局推进。
指控方律师有条不紊地呈上证物：
作为凶器的皮带、马蒂厄公寓里发现的与丽莎贝尔分手后写的充满怨恨字句的日记、街角咖啡店店员证词说他案发当天曾在公寓楼下徘徊…
马蒂厄的代理人试图反击，但每一个质疑都被更坚实的证据挡回。
“你说皮带丢了，有谁可以证明？”
“你说收到信，信在哪里？”
“你说有人陷害你，动机是什么？”
……
马蒂厄的回答越来越苍白。
到最后，他只能反复说，“我不知道…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观众席上的同情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审视和鄙夷。
连最初对他抱有疑虑的人，也在铁证面前动摇了。
谕示裁定枢机的天平缓缓倾斜。
最初是轻微的晃动，但随着证词推进，代表“有罪”的那一侧正在一点点下沉。
“看，连谕示机都这么认为了…”有人小声说。
丽莎贝尔的母亲终于崩溃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杀她？！她那么年轻…她还有那么多可能……你知不知道她床头还放着一张你的素描？！你知不知道…”
她瘫坐在椅子上，泣不成声。
整个审判庭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悲愤中。
所有人都看着被告席上那个低着头的年轻人，仿佛在看一个已经定罪的怪物。
那维莱特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证据链闭合，动机清晰，被告的辩驳苍白无力。
有时他也会想，法律的天平是否从来不追求绝对真相？
它追求的，或许只是在有限证据下最合理的推断。
而现在，所有推断都指向一个结论。
“辩护方还有最后陈述吗？”那维莱特问。
年轻代理人站起身，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摇了摇头，“没…没有了。”
那维莱特手杖缓缓抬起，即将说出的那句将决定两个破碎家庭余生的话。
“砰！”
歌剧院的大门被猛地推开。
四道身影跌跌撞撞冲了进来，浑身湿透，头发和衣服都在滴水。
为首的夏洛蒂高举着手中的留影机，胸膛剧烈起伏，声音因为喘息而断断续续。
“报、报告…我们有新证据要呈交！这、这足以证明被指控方的清白！”
她身旁，派蒙飞在半空，同样气喘吁吁；一位妆容精致的长裙女子抱着一只密封的证物箱：跟在最后的是空，金发湿漉漉贴在额前，眼睛却直勾勾看向观众席的最前方。
全场哗然。
“这不符合流程！”
一个尖锐的女声突然从观众席前排炸响。
所有人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棕色卷发，面容清秀，此刻却因激动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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