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年·九月，长安
一纸措辞严密、引证详尽的调查报告，如同深秋惊雷，自未央宫颁布，瞬间震动了整个汉国朝野。
报告针对沸沸扬扬的“太子刘昇失德案”给出了最终结论：太子刘昇，德行无亏，其行为举止符合储君规范。东宫内外那些关于其行为不检的流言蜚语，皆源于之前刘昇奉旨整顿河北吏治时，触动了某些河北籍不法官员的利益。这些人怀恨在心，不惜重金收买东宫内侍、侍女，精心编织谎言，并利用邪祟巫蛊之术，蓄意构陷太子，其根本目的在于离间陛下与太子父子之情，动摇国本，罪大恶极！有司即刻赴河北，彻查此案余党，严惩不贷！
然而，报告也明确指出，太子刘昇在此次事件中，未能保持冷静，处置失当，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局面时，未加详查便当众指责其弟赵王刘济，行为有失储君应有之稳重与风范。因此，决定：降太子刘昇为皇储，即日搬离东宫，另开雍王府，以代监国身份继续参与政务。
至于东宫内发现女尸这一耸人听闻的核心事件，报告却只字未提。当日在场的寥寥几位相国、皇亲，更是对此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数月后，此案所有卷宗被永久封存于兰台秘阁最深处。
消息一出，天下哗然！
太子的名位虽然保住，但短短一年便被“降格”为皇储，迁出象征储君地位的东宫，其威望遭受了沉重打击。他此番在危机中的表现，尤其是指控兄弟、处置慌张，让不少原本支持他的军方元老和务实派官员深感失望，认为其缺乏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与气度，支持力度大不如前。
而河北系官员更惨。他们本以为抱团支持赵王刘济，押注这位“贤王”，将来能在朝堂上占据一席之地。结果却是被皇帝刘璟借“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构陷储君”等罪名，秋风扫落叶般清洗了一遍。数百名河北籍官员被处斩、流放、抄家，人头滚滚，家产充公，朝堂之上，河北籍官员的声音瞬间微弱下去。他们这才惊觉，自己所谓的“政治投资”，不过是亲手为皇帝陛下整治河北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递上了一把最锋利的刀。
“刘济”这个名字，短短数月间，已从“贤王”变成了朝堂上人人避之不及的“毒瘤”。江南士族因“来法敏案”而遭受猜忌打压的旧伤未愈，河北士族又因此次清洗而元气大伤。私下里，官员们窃窃私语，都说赵王刘济就是皇帝陛下放出来的一条“疯狗”，谁沾上谁倒霉，迟早要被陛下亲手宰了吃肉。
总之，赵王一系也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名士刘济在士林中彻底成了禁忌之词，无人敢公开提及。
很多目光敏锐的有识之士私下议论纷纷：“这场两宫之争……最后谁也没赢。太子威望受损，赵王势力被连根拔起，河北官场更是血流成河。陛下……这才是最大的赢家啊！只是这赢的代价，也着实不小。”
就这样，喧嚣一时的两宫之争，伴随着太子迁府、赵王失势、河北血洗，暂时沉寂了下去。帝国的权力中心长安，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只是这秩序之下，暗流涌动，余悸未消。
然而，在帝国的东北方向，新的战争阴云正在迅速聚集，即将再度爆发。
开皇十年·十一月，长安，鸿胪寺驿馆
来自新罗的使团，在王室贵族金银贵的带领下，再次抵达长安。
与上次相比，此次随行的除了常规的贡使，还有数十名身着特殊服饰、神情精悍的“花郎徒”（新罗选拔贵族子弟组成的准军事化青年团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紧张与急迫。
负责接待的是鸿胪寺少卿长孙晟和礼部郎中裴世矩。两人都是处理外交事务的干才，熟谙礼仪，将金银贵一行人妥善安置在驿馆，并设宴款待。
宴席之上，美酒佳肴，歌舞升平，但金银贵却显得心不在焉，眉头紧锁，连面前的酒菜都几乎没动。他几次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放下酒杯，对长孙晟和裴世矩拱手道：“长孙少卿，裴郎中，二位盛情，外臣感激不尽。然……然外臣此次奉我王之命前来，实有十万火急之事，必须尽快面见陛下，恳请二位大人务必通融，尽快安排！”
长孙晟放下筷子，面露难色，语气诚恳而带着些许无奈：“金特使，并非下官推诿。实在是不巧，陛下月前已携皇后殿下启程，前往巴蜀之地巡视，体察民情，安抚地方。巴蜀路远，山川阻隔，往返非旬月之功。陛下何时回銮，下官确实无法确知。还请特使稍安勿躁，在长安多盘桓些时日。”
“什么？陛下不在长安？！”金银贵一听，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焦急而微微发颤：“这……这可如何是好！长孙少卿，裴郎中！此事关乎我新罗国运，甚至关乎东北三国鼎立之局！若不能及时见到陛下，求得天朝援手，我新罗……我新罗恐有倾覆之危啊！” 他话语中的惊恐与绝望，不似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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