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末，南京。
秦淮河的暖风裹挟着水汽与脂粉香，吹拂着这座留都的大街小巷。
相较于北京皇城的肃杀与紧绷，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息——那是六朝金粉沉淀下来的慵懒，是远离权力中心后特有的浮华与松弛。
陈恪抵达南京已半月有余。
这半个月里，他并未急于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而是以一种近乎蛰伏的姿态，悄然融入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每日准时前往南京兵部衙门点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书，翻阅积存的卷宗，余下大部分时间，便是拜访同僚，出席各种或正式或私人的宴请。
留都的官场生态，与他熟悉的北京截然不同。
这里的官员，上至尚书侍郎，下至胥吏差役，似乎都笼罩在一种“富贵闲人”的氛围中。
权力核心远在北方，他们手中的权柄有限，相应的，责任也轻了许多。
升迁大多论资排辈，或是依靠京中的背景，实干与否，反而显得不那么紧要。
于是，诗酒唱和、鉴赏古玩、流连风月，成了官场交际的主旋律。
人人讲究的是面子上过得去，是“和气生财”，是维持住这江南水乡的温软繁华。
陈恪冷眼旁观，心中了然。
这种氛围，固然不利于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却也为他提供了掩护和观察的空间。
他敏锐地洞察到，在这看似松散的政治格局中，真正拥有超然地位、并能对地方实务形成有效制约的，并非那些品级更高的文官，而是内廷派出的太监群体——尤其是南京守备太监衙门。
这些宦官，作为皇帝的耳目和代表，虽无直接行政权，却掌握着密折奏报之权，可以直达天听。
他们的态度，往往能影响北京对地方官员的看法，甚至决定一项政策的生死。
地方官员对他们，多是敬畏三分，即便不能结交，也绝不敢轻易得罪。
陈恪自然也有密折上奏之权，这是嘉靖帝赋予他的特殊信任。
然而，此次南下，一直跟随他、作为他与锦衣卫系统重要联络人的赵诚并未随行，这使得他在情报传递和某些隐秘行动的效率上，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
若能争取到南京太监系统的配合，哪怕只是默许，行事自然会顺畅许多。
南京守备太监衙门的掌印太监，名叫张顺，约莫四十多岁年纪，面白无须，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看似和气，却偶尔闪过精明的光。
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陈洪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算得上是陈洪在江南的嫡系。
陈恪深知自己与陈洪的旧怨。
当初在西苑万寿宫，他当众压制陈洪，使其难堪，这笔账，陈洪定然记着。
这张顺，无论是对陈洪的忠心，还是出于自身立场的考量，对自己这个“陈洪对头”派来的人，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果然，在陈恪依礼数前去拜会时，张顺的态度便显得不冷不热。
场面上的客套话一句不少，但那份疏离感却清晰可辨。几次接触下来，当陈恪隐约提及希望对方在“开海”及“火药分局”等事宜上予以关照时，张顺总是打着哈哈，将话题岔开，言必称“祖制难违”、“需谨慎行事”，就是不接茬。
这一日，陈恪再次受邀至守备太监衙门饮茶。
几盏上好的雨前龙井过后，张顺屏退了左右，只留两个心腹小火者在远处伺候。
他捧着茶杯，吹了吹浮沫，看似随意地开口道：
“伯爷年轻有为，奉皇命来江南办差，杂家是打心眼里佩服的。这江南地面，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有些事啊，光有朝廷的旨意还不够，底下人办事，总得有些……动力不是？”
陈恪心中一动，知道重头戏来了。
他面色不变，微笑道：“张公公说的是。陛下交办的差事，关乎国计民生，陈某自当竭尽全力。只是初来乍到，许多规矩还不甚明了，还需公公多多指点。”
张顺嘿嘿一笑，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那双半眯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伯爷是明白人，杂家也就不绕弯子了。您要办的这几件事，桩桩件件都是要触动不少人利益的。杂家在这南京城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总要打点，才能让事情顺遂些。下面的人呐，眼睛都盯着呢，没点实实在在的好处，谁肯真心卖力气？”
他顿了顿，伸出保养得极好、戴着个碧玉扳指的手，轻轻在桌上点了点，语气变得清晰而笃定，仿佛在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别的不说，光是伯爷您要勘定口岸、督造官船，这往来文书、地方协调、防止宵小作祟，哪一样不需要人手？杂家这边，也得派得力的人去盯着不是？这人吃马嚼，沿途打点，可不是个小数目。杂家粗略算算，没有这个数……”
他伸出五根手指，在陈恪面前晃了晃，语气不容置疑：“……五万两现银，怕是难以让下面的人动起来，也难以保伯爷您前期诸事顺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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