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回想起尹公给他设置的诸多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长江流域的经济贸易改革。
第二个是完善大秦的宗族制度。
第三个则是司法公正与民意之间的辩论。
扶苏个人最为关注第三点。
在商鞅变法初期，民意常常挑战司法公正的情况屡见不鲜。
但商鞅以强硬手段压制之后，秦国的民意便难以动摇法律了。
那么，商鞅的做法是否正确？
从儒家角度来看，显然是错误的。
儒家认为法律应是辅助民众的工具，民意至高无上，理应高于司法。
持这种观点的学派不少，比如农家和墨家中的墨侠一派。
而过去的墨家主流对司法的态度则非常严谨。
例如，在秦惠文王时期，墨家巨子腹之子在秦国犯了死罪，按律当斩。
秦惠文王考虑到巨子腹年老且仅此一子，想要赦免他。
这也正是嬴驷被称为“惠文”的原因。
嬴驷不仅缓和了秦法的严苛之处，还恢复了一些商鞅废除的商业活动，重新开始使用秦半两货币。
再来说墨家，如果是普通人，或许会感激秦惠文王的宽恕。
但巨子腹在谢恩后，解释道：墨家法规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防止暴行的根本道理。
虽然君王赐予恩典，但我仍必须执行墨家的法令。
于是，巨子腹依照墨家的律令，在门前斩杀了独生子。
由此可知，墨家有其特殊的法度，且将墨家之法置于七国之法之上。
这是任何君王都无法容忍的。
国家法律应当至高无上，仅次于君主。
墨家之法最多不过是一种门派规矩，若超越国法，岂不是与君王平起平坐？
这也是墨家被王权所排斥的原因之一。
此时，尹尚笑道：“小儒生，你猜错了。
粮食增产，军国主义让步，这算是初步具备了推行商业的基础。
但还远远不够，商人在大秦的地位太低。”
“长江龙脉的经济篇章还得暂缓。”
“老夫的《大一统国运篇》第六章，题为：庙堂勤龙制度！”
尹尚清楚，大秦若要推动经济改革，朝堂制度必须调整，关中士族的权力必须削弱。
始皇嬴政不能再事事亲力亲为，批阅大量奏章。
治理大国需细致入微，举重若轻。
始皇应更注重调养身体，以延长寿命，也延长大秦的国运。
“夫子，您打算改革大秦的三公九卿制吗？”扶苏惊讶地问道。
“不是！”尹尚急忙摆手，“三公九卿制源自夏朝，不可轻易更改。”
他继续解释，从夏、商到周，三公九卿制虽有变化，但始终是国家的重要制度。
三公九卿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三省六部制的前身。
官职名称除非改朝换代，否则不宜随意变动，这关系到国家运势。
大秦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则是奉常、宗正等。
尹尚认为秦国的三公九卿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的行政机构，行政、军事、监察职责不分，皇帝的家事与国事混杂。
这是尹尚后续改革秦朝官职的主要方向。
周朝以前的三公九卿权力有限，诸侯势力强大。
战国后期，周天子失去实权，三公九卿更是名存实亡。
封建帝制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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