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魏进忠终于褪去了朝堂上的伪装。他摘下乌纱帽，随手扔在铺着锦缎的桌案上，乌纱帽滚了两圈，撞翻了一只描金酒杯，酒液洒在桌布上，晕出深色的痕迹。他端着玉杯，指腹摩挲着杯壁上的龙纹，哈哈大笑，笑声粗嘎而得意，与朝堂上的哽咽判若两人：“谢渊那老东西，自恃忠直就敢与我作对，动不动就上弹章参我，说我‘宦官干政，祸国殃民’，如今还不是成了西市的刀下鬼？这‘通敌谋逆’的罪名，够他遗臭万年，够他的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
“义父高明！”魏进忠的义子、新任诏狱署提督魏忠良连忙起身敬酒，酒杯举得老高，几乎要碰到自己的额头，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那‘为国尽忠’的说辞，编得天衣无缝，连陛下都信了大半，朝堂上那些老顽固，没一个人敢反驳。只是还有些老臣私下非议，比如兵部的李仁，今日在殿上脸色难看，怕是心怀不满，要不要臣去‘敲打’一下？”他说着，做了个“斩”的手势，眼底满是狠厉——他能坐上诏狱提督的位置，靠的就是这股狠劲。
魏进忠摆了摆手，呷了口琥珀色的酒液，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眼底闪过阴狠的算计：“不必急于动刀。杀人容易，堵嘴难。流言止于打压，而非杀戮。明日起，你让都察院的王怀安奏请‘整肃朝纲’，就说‘谢党余孽未清，流言惑众，动摇民心’，凡非议谢渊案者，皆以‘惑乱民心’论罪，轻则流放三千里，重则打入诏狱，让他们知道，乱说话的代价。”他顿了顿，又道：“再让人盯着李仁，他若敢有异动，抓他的把柄还不容易？”
他放下玉杯，目光扫过在座众人，最后落在石崇身上：“石提督，你让人去国子监传个话，就说陛下‘嘉奖直言敢谏之士’，让那些翰林学士写几篇文章，把谢渊骂成‘祸国殃民的逆臣’，把咱们‘除奸安邦’的功绩吹上天。文章写好后，誊抄在黄麻纸上，盖上翰林院的朱印，派驿卒送到各府县驿站与金陵城坊，强迫茶馆、酒肆、商铺都张贴起来。日子一久，百姓记不住谢渊的好，只记得他的‘罪’。至于责任，全推给谢渊！是他欺君罔上，私通外敌，是他自己坏了国法，与我等何干？”
第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翰林院的抄本就由驿卒送到了理刑院。这些由翰林学士撰写的《诛逆谢渊颂》，被抄录在大幅黄麻纸上，纸页特意用茶水浸过做旧，显得格外“庄重”。文中将谢渊骂作“北元细作”“国之蟊贼”“狼子野心”，称他“受国厚恩却通敌叛国，罪不容诛”；又将魏进忠吹捧为“社稷之臣”“周公再世”，说他“斩逆臣以安社稷，功比日月”，字里行间全是颠倒黑白的论调，末尾还盖着翰林院鲜红的朱印，冒充官方文告。几个不愿写文章的翰林，被魏进忠以“谢党余孽”为由罢官，其余人只能被迫执笔。
番子们捧着这些黄麻纸文告，分赴金陵城的大街小巷，像恶狼一样扑向商贩。西市的布庄老板刚打开店门，就被番子按住肩膀，强迫他将文告贴在店招旁：“这是翰林院的官方文告，陛下亲允的，敢不贴？”布庄老板迟疑着说“谢大人不是那样的人”，立刻被番子推倒在地，布匹撒了一地，番子抬脚踩着布匹怒吼：“敢违抗朝廷文告，就是谢党余孽！抄你的家，流放你的妻儿！”布庄老板看着满地狼藉，只能含泪将文告贴上。茶馆、酒肆更是未能幸免，番子们拿着浆糊，强行将文告贴在显眼处，谁敢反抗，就立刻拳脚相加。
与此同时，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怀安的奏疏已递到德佑帝案前。奏疏用华丽的辞藻包装着狠毒的用心，称“近日金陵城流言惑众，皆因谢党余孽暗中作祟，他们借谢渊之死诋毁朝政，蛊惑民心，若不及时肃清，恐引发民变”，恳请陛下“整肃朝纲，严惩非议者，以安天下”。德佑帝本就对谢渊的“罪证”深信不疑，又被魏进忠连日的“吹风”洗脑，见奏疏后当即朱批“准奏”，还特意加了一句“从严处置”。理刑院接到圣旨，立刻展开搜捕，当日就抓了三名在街头私下议论“谢公冤”的书生，将他们戴上镣铐，游街示众，吓得百姓不敢再随意开口。
魏进忠还嫌不够，命人将“谢渊罪证”整理成册，用宣纸印刷数千份，装订成厚厚的书本，封面烫金写着“逆臣谢渊罪证录”。册子里收录了伪造的密信、篡改的账目、李默的“供词”，甚至还有几张“饿死士兵”的模糊画像，每一页都盖着三法司的红色印章，看似“铁证如山”。他派缇骑将这些册子送到九边军镇与各州府，强迫镇边将领和地方官员“学习”。镇边的宣府总兵岳谦看着册子，气得将其摔在地上，怒吼“一派胡言”，却不敢公开反驳——魏进忠的眼线早已遍布军中，他若敢说半个“不”字，立刻就会被安上“谢党余孽”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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