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董……”萧燊念着这个名字，指尖在案上的官员名录中划过，很快找到李董的记载——寒门士子，因在苏州赈灾时开仓放粮，触怒权贵被贬，后因政绩突出破格提拔。“他的文告虽好，却无律法支撑，若地主联合抵制，或是等他调任后变卦，终究难长久。”萧燊转向宋廉，眼中带着征询，“浙江布政使秦仲主理江南民生，为人清廉但性子偏软，若由他牵头，将湖州之例定为全省规制，你觉得可行吗？会不会遇到阻力？”他知道宋廉在江南待了三月，比他更了解地方实情，凡事与他商议，才能让政策更贴合实际。
“若有中枢诏令背书，定能行！”宋廉眼中一亮，连忙将谢帖放在萧燊拟的条款旁，“秦大人虽软，却有仁心，他曾对臣说，浙西佃农因租重逃荒者不少，去年嘉兴一县就逃了三百多户，土地抛荒反而影响赋税，他早想规范佃租，只是缺个由头和底气。”宋廉顿了顿，又补充道，“臣担心的是浙西最大的地主——前礼部尚书赵修的后人，他家占了嘉兴三成的田，若他带头抵制，恐怕会有连锁反应。”他早有对策，“不过臣暗访时得知，赵家的田多是薄田，全靠佃农精耕才有所收，臣愿去浙西，帮着秦大人做赵家的工作，把湖州的账算给他们听：租重则佃农逃，田荒则无收；租稳则佃农安，田熟则利厚，让他们明白‘租稳农安，农安税足’的道理。”
萧燊当即在素笺另一侧写下“定佃租”三字，旁注：“以《大吴律》增补‘佃租上限’条款，丰年不超四成，灾年减至三成，由浙江布政使秦仲主抓，湖州知府李董协助制定细则，江南道御史宋廉协理，专司调解地主佃农纠纷。”他放下笔，指尖轻轻敲击素笺，“农为邦本，佃农有活路，土地才有收成，这规矩必须立牢。”他忽然想起一事，“若遇灾年，地主无力减租怎么办？总不能逼得他们也破产。”宋廉答道：“臣已算过，可从漕运节省的粮米中，拨出一部分作为‘灾年租补’，补给减租的地主，这样既保佃农，也顾地主，双方都能接受。”萧燊闻言大笑：“宋卿真是朕的得力助手，连后路都想好了！”
窗外雨声渐小，天际已泛出鱼肚白，晨光透过窗纱洒在案上，将萧燊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毫无倦意，手指点向疏中最后一桩弊政，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偏远州县火耗银翻至正税两倍，这哪里是损耗，分明是明火执仗的盘剥！”火耗本是熔铸银两时的自然损耗，前朝定下“不超一成”的规矩，如今竟成了贪官敛财的工具。“魏党倒台已近一年，为何这弊政还积习难改？是余孽未清，还是新官也染了旧习？”萧燊最担心的，是贪腐之风死灰复燃，那新政便成了空谈。
“两者皆有。”宋廉解释道，从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封面写着“徽州赋税暗记”，纸页粗糙却装订整齐，“魏党乱政时，地方官借‘填补国库亏空’之名抬高火耗，中饱私囊；魏党倒台后，新上任的官员要么是旧吏出身，习以为常，要么怕得罪上官，不敢革除。”他翻开册子，指着其中一页，“臣暗访的徽州休宁县，知县张文彬将火耗银一部分用来盖三进的大宅院，后院还养着戏班；一部分用来贿赂徽州巡抚，册子上记着‘上月送巡抚衙前白银百两，绸缎十匹’。”宋廉的声音带着恨意，“臣扮成账房先生，在县衙帮工半月才抄到这份账册，有一次差点被张文彬发现，好在臣反应快，把账册藏在茅房的砖缝里，才逃过一劫。”册子上用朱笔圈出的“孝敬钱”字样格外刺眼，每一笔都浸着百姓的血汗。
萧燊闻言，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他想起都察院左都御史虞谦曾上疏提及“地方赋税乱象”，当时因农商之争未及深查，如今看来，竟是如此严重。“此事交由虞谦督办，他性子刚硬，最适合查贪腐。”萧燊提笔批注，“令都察院派御史分赴各省，核查火耗银收支，凡超一成者，知县革职，上官连坐；若涉及贿赂，一查到底，不管牵涉到谁，都不准徇私。”他顿了顿，又补充，“给御史们配足人手，若遇地方官阻挠，可直接调动当地驻军，朕给都察院尚方宝剑的权力。”萧燊知道，对付这种根深蒂固的贪腐，必须用雷霆手段，才能震住场子。
“殿下英明！”宋廉起身行礼，声音因激动微微发颤，眼眶也红了，“臣在徽州时，住在一户佃农家里，户主叫王二柱，家里只有一亩薄田，去年为交火耗银，把仅有的耕牛都卖了，他妻子抱着牛哭了一夜，说‘没了牛，明年怎么种地’。”宋廉抹了抹眼角，“若能革除这弊政，百姓每户每年可少缴银二两，这对贫农来说，便是半年的口粮钱，能保住多少耕牛、多少田地啊！”他望着案上的素笺，上面“减浮税、清漕弊、定租制”九字，在晨光下仿佛发着光，“这九字，就是百姓的活路，是大吴的根基。”
萧燊抬手揉了揉眉心，声音虽沙哑却坚定：“纳谏不是听着舒心，是要照着办事；为官不是图个虚名，是要为百姓做事。这三件事，件件都要落到实处，若有半点虚浮，朕第一个不饶。”他取过印泥，在批注旁郑重盖上东宫大印，印章的朱红与素笺的米白相映，格外醒目。宋廉双手接过素笺，紧紧按在胸前，仿佛捧着千斤重的民生希望，指尖因用力而微微颤抖：“臣天亮就去户部，若周霖大人有疑虑，臣便把暗访的账册、收据、百姓谢帖都给他看，定让他明白这新政不是空文，是救民的实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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