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吏的气焰也收敛了许多。河南布政使柳恒发现，下辖州县的县令们再不敢虚报“分段育苗法”的成效，纷纷主动上报“新麦长势”的真实情况；浙江布政使秦仲接到下属汇报，“各府官衙办事效率大增，佃农租税纠纷、商户苛捐杂税等问题逐一厘清”；广东布政使韩瑾也传来消息，“土司与汉民的矛盾，因巡按公正调解，再未发生冲突”。
官风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民生上。河南新麦亩产再增一成，农户们将多余的粮食卖给粮行，手里有了余钱；江南漕运商户不再被苛捐勒索，生意越做越大；西北驿卒俸禄足额发放，驿路通行更加顺畅。都察院收到的“百姓感谢信”日渐增多，与此前的“血书”形成鲜明对比。
内阁议事时，周伯衡笑着拿出统计报表：“自‘巡按三责’推行以来，地方官贪腐案件减少七成，赋税实缴率提升三成，百姓投诉解决率达九成。”萧桓翻阅着各地送来的“民声册”，看到册中密密麻麻的百姓签名与指印，对萧燊道：“燊儿这‘巡按三责’，竟比十道禁令更能整肃吏治，真是抓准了要害。”
萧燊却保持着清醒：“吏治整肃非一日之功，如今只是初见成效。”他提议设立“巡按互查”制度，由各省巡按交叉巡查，避免“官官相护”；同时让吏部将巡按考核结果与升迁直接挂钩，“考核优等者优先入中枢任职，不合格者永不得再任监察之职”。萧桓一一准奏，叮嘱道：“务必要让‘三责’成为铁规，代代相传。”
为确保“巡按三责”不打折扣，中枢建立了多重督导机制。都察院由虞谦牵头，每月派御史随机抽查巡按的巡查记录，对照“民声册”中的百姓信息回访，核实诉求是否真的解决；吏部由陆文渊负责，将巡按考核结果纳入“贤才跟踪簿”，作为升迁的核心依据；六科给事中则轮流赴地方暗访，一旦发现巡按失职，即刻上报。
一次，户科给事中钱溥暗访江南，发现有巡按为“追求考核优等”，强迫百姓在“民声册”上签名，实际诉求并未解决。钱溥当即核实情况，将巡按的违规行为上报中枢，萧燊下旨将其革职，并昭告全国：“巡按考核以‘实效’为准，若敢弄虚作假，比失职更罪加一等。”
对于巡按上报的贪腐案件，刑部也建立了“快速审理”通道。刑部尚书郑衡挑选精干官员组成“吏治专案组”，巡按查实的案件一经上报，专案组便即刻赴地方审理，避免“地方官拖延包庇”。临海县令贪腐案、西安知府勒索案，都在半月内审理完毕，量刑精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杨璞则将“巡按三责”与《巡按考核细则》正式纳入《大吴律》，新增“巡按失职罪”“监察舞弊罪”等条款，明确规定“隐瞒民情者流放，贪腐同罪者斩首”，从律法层面巩固了整肃成果。他在修订说明中写道：“巡按者，国之耳目也，耳目清明，则百官自律，百姓安康。”
多重督导之下，巡按们再不敢有丝毫懈怠。有巡按感慨：“如今的监察之职，虽辛苦却踏实，看着百姓的笑脸，比在衙署饮酒作乐更有滋味。”萧燊听闻后道：“为官者当知，百姓的口碑，才是最珍贵的政绩。”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随着吏治整肃的推进，逐渐深入各级官员心中。
吏治整肃不仅净化了官场风气，更发掘出一批务实能干的贤才。吴谦因查税有功，被擢升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协助虞谦督导全国巡按；李默则升任陕西布政使，主理西北民生事务，他将“听民声”的做法带到布政使任上，设立“民生诉求馆”，随时接受百姓投诉。
地方官中也涌现出不少良吏。苏州知府李董，原本就以“务实”闻名，在巡按的督导下，他进一步推行“农桑新政”，组织农户成立“互助社”，共同购买农具、改良种子，江南粮食亩产再增二成；江南治水的江澈，每完成一项水利工程，都会主动邀请巡按核查，确保工程质量与劳役分配公平，被百姓称为“江青天”。
吏部尚书沈敬之趁机推行“贤才举荐制”，要求各地巡按在巡查过程中，发掘民间有才干、品行端的人才，推荐给吏部。浙江巡按在台州发现一名擅长算术的秀才，能精准核算赋税，便将其推荐给户部，周霖试用后大喜，任命其为“赋税核算主事”；陕西巡按举荐一名懂水利的老农，协助江澈治理黄河，成效显着。
贤才的涌现让新政推行更加顺畅。户部有了“算术秀才”，赋税核算更加精准，虚收实欠的问题彻底解决；工部有了“水利老农”，水利工程更贴合实际，避免了“纸上谈兵”的弊端；地方有了李董、江澈这样的良吏，中枢政令能够快速落地，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萧桓看着吏部呈上来的“贤才名录”，笑着对萧燊道：“你这吏治整肃，不仅整出了清明，更整出了人才。当年谢渊将军说‘治世靠人才’，如今看来，此言不虚。”萧燊躬身道：“父皇过誉，这是百官同心、百姓支持的结果。只要坚持‘以民为本、以贤为用’，大吴的基业必将越来越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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