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深夜，细则终成定稿。萧燊将墨迹未干的细则呈给萧桓，萧桓逐页翻阅，见其中“考核结果与升迁直接挂钩，三次考核优等者优先入阁，一次不合格者降职，两次不合格者罢官”的条款，赞许道：“赏罚分明，方能激励百官。这细则，比十道禁令都管用。”次日清晨，《巡按考核细则》便以圣旨名义颁行全国。
细则颁行后，最先感受到压力的便是各地巡按。浙江巡按吴谦接到圣旨时，正与临海县令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得知“民声册需签名画押，隐瞒民情与贪腐同罪”，他惊出一身冷汗，当即撤了宴席，带着随从赶赴台州——那里是浙江赋税最重、百姓投诉最多的地方。
抵达临海县的第一日，吴谦便在县衙外立起“鸣冤鼓”，张贴出巡查日程。起初百姓半信半疑，毕竟前几任巡按都是“鼓响无人应”。直到第三日清晨，一名老农颤巍巍地敲响了鸣冤鼓，哭诉“县令虚报垦田五百亩，强征自家口粮抵税”，吴谦当即起身，带着随从与老农赶赴田间，身后跟着闻讯而来的百姓。
在老农的指引下，吴谦找到了所谓的“新垦田”——竟是一片荒草丛生的坡地，土中连麦种都未曾播撒。他随即传讯临海县令，命其交出鱼鳞册与赋税账簿。县令百般狡辩，称“荒田是暂未耕种”，吴谦却拿出户部存档的旧册，上面明确标注此处为“不可耕种的坡地”，又传召几名粮差，逼其说出“强征口粮”的实情。
证据确凿，县令瘫软在地。吴谦当即下令将其锁拿，由浙江按察使顾彦审理，同时亲自带着随从逐村核对赋税。他白天翻山越岭查田亩，晚上在油灯下核账簿，手上磨出了血泡，脚上沾满了泥土。有下属劝他“不必如此辛苦”，他摇头道：“太子殿下的细则写得明白，‘民声册要见真章’，我若敷衍，便是自寻死路。”
半月后，吴谦查明临海县共虚报垦田两千亩，克扣灾粮三千石，涉及三名县令、五名县丞。他将查核结果与详细的“民声册”一同上报中枢，萧燊见册中不仅有百姓诉求，还有问题处置进度，当即下旨：“临海贪腐官员革职查办，所扣粮税加倍返还百姓；吴谦查案有功，记一等功。”消息传到浙江，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浙江的动静传到陕西时，新任陕西巡按李默正准备出发。李默曾因弹劾魏党被贬，复职后一直以“务实”为信条，接到《巡按考核细则》后，他特意带上了陕西按察使董闻的书信——董闻久守西北，熟悉各州县官吏品性，信中详细标注了“需重点核查”的地区。
抵达西安府的次日清晨，李默便在衙署外立起“鸣冤鼓”，自己身着便服，坐在鼓旁的长凳上，面前摆着笔墨纸砚。鼓声响了三次，却无人敢上前——百姓们怕又是“走过场”，反而惹祸上身。直到午时，一名中年商人犹豫着上前，低声道：“巡按老爷，税吏每月多收我三成苛捐，我若不交，便查抄我的货栈。”
李默当即记录下商人的姓名、货栈地址，承诺“三日内给答复”，随后便带着随从直奔税吏署。税吏署长官见巡按突然到访，慌忙藏匿账簿，却被李默的随从搜出“额外征税清单”。面对铁证，税吏只得承认“是受西安知府指使，每月私征苛捐用于行贿”。
这一查便牵出了连锁反应。接下来的三日，李默共受理百姓诉求二十七件，其中十二件涉及官吏勒索、欺压百姓。他将诉求分类整理，一件一件核查：农户投诉“里正霸占水源”，他便去田间查看水渠走向；佃农哭诉“地主加租”，他便对照户部“均租令”核算租额；驿卒举报“驿丞克扣俸禄”，他便调取俸禄发放记录。
对于查实的问题，李默绝不手软：西安知府被革职，由董闻暂代；勒索商人的税吏杖责后流放；霸占水源的里正被罢免，水源交由村民共同管理。他还将处置结果张贴在西安府城门，百姓见“鸣冤鼓真能解决问题”，纷纷奔走相告，后续又有五十余名百姓前来投诉，李默都一一受理，无一推诿。
离开西安府时，百姓捧着新收的麦子送到城外，李默婉拒道：“我只是按太子殿下的规矩办事，真正该谢的，是中枢的清明政令。”他的“民声册”详细记录了每一件诉求的处置过程，连“农户感谢赠麦”的细节都一并写上，萧燊阅后赞道：“李默此举，才是‘巡按三责’的真意——不仅要查弊，更要安民。”
吴谦、李默的实绩如同一记惊雷，震醒了各地巡按。曾经“饮酒作陪、抄录账册”的巡按们，如今纷纷深入乡村田间，有的带着鱼鳞册逐户核税，有的蹲在田埂上与老农聊收成，有的守在鸣冤鼓旁耐心听诉，官场风气悄然转变。
变化最明显的是江南苏州。前巡按张霖被革职后，新巡按带着“民声册”到任，第一件事便是重审“民妇丈夫被诬案”。他调取卷宗，发现“贪墨田赋”的证据是伪造的，真正贪墨的是县令自己，便当即释放民妇丈夫，将县令打入大牢。民妇为表感谢，带着二十余名村民到巡按衙署送锦旗，上面写着“青天巡按，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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