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首席阁老周伯衡召集阁老议事，一致认为萧燊的处置“既维护了国法尊严，又兼顾了皇家颜面”，并建议将此次事件的处置结果昭告天下，让各地官员和宗室亲王引以为戒。“太子殿下此举，不仅震慑了外戚，也让那些心怀不轨的宗室亲王不敢再轻举妄动，实在是高瞻远瞩。”周伯衡说道。
江南织造提调官陈默也上疏奏报，称江南百姓听闻太子严惩外戚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对新政的支持力度更大了。“如今江南的农户都积极开垦荒地，推广新麦种，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还能再增三成。”萧燊看到奏报后，心中十分欣慰。
就连之前对萧燊心存不满的几位宗室亲王，也纷纷上疏表示拥护。蜀王萧煜在奏疏中称：“太子殿下严惩外戚，维护国法，实乃英明之举。臣弟愿带头遵守国法，约束宗室亲属，绝不干预朝政、欺压百姓。”萧燊准奏后，对身边的内侍说：“宗室与外戚一样，都需严加约束，只有这样，朝局才能稳定。”
为了进一步巩固成果，萧燊命吏部尚书沈敬之牵头，制定《外戚宗室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外戚和宗室亲王不得担任军政要职、不得干预地方政务、不得强占民田财产等。“条例要严格，执行要坚决，若有违反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依法处置。”萧燊对沈敬之说道。
《外戚宗室管理条例》颁布后，萧燊借着严惩周奎的势头，进一步推进新政。他命户部尚书周霖加大对地方赋税的核查力度，严厉打击地方官员与宗室、外戚勾结瞒报税额的行为；同时，扩大选贤令的推行范围，选拔更多寒门士子进入官场，取代那些依附外戚、宗室的旧官。
吏部右侍郎陆文渊趁机举荐了一批优秀的寒门士子，其中有位名叫赵谦的士子，曾在京郊担任教谕，深知百姓疾苦，提出了许多改善民生的建议。萧燊召见赵谦后，对他的才能十分赏识，破格任命他为京郊知县，负责处理周奎强占民田后的善后事宜。
赵谦到任后，迅速将被周奎强占的民田归还给农户，并亲自到田间地头，查看农户的耕种情况。他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推行“互助耕作”制度，组织农户相互帮助，提高耕种效率。“太子殿下信任我，我必当尽心尽力，为百姓办事。”赵谦的话，代表了许多寒门士子的心声。
工部尚书冯衍也借着这股势头，上疏请求将周奎的家产没收，用于修缮京郊的水利工程和学校。“周奎的家产都是搜刮百姓所得，理应归还百姓。”萧燊准奏后，冯衍立刻派工部右侍郎卢浚前往京郊，主持水利工程和学校的修缮工作。
新政的推进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支持，京郊的农户为了感谢萧燊，自发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上面刻着“太子殿下，为民做主”八个大字。萧燊得知后，特意下旨让赵谦将德政碑拆除，改为修建农桑学堂。“朕不需要百姓为朕立碑，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对朕最好的回报。”
周奎一案暴露出《大吴律》中对外戚、宗室犯罪量刑不够明确的问题。大理寺卿卫诵上疏，请求修订《大吴律》，新增“外戚干政罪”“宗室欺压百姓罪”等罪名，并明确量刑标准。“只有律法严明，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外戚、宗室为非作歹的现象。”
萧燊准奏后，命刑部尚书郑衡、大理寺卿卫诵、刑部右侍郎宋昭联合修订《大吴律》。郑衡等人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律法修订，新增了十余条针对外戚、宗室犯罪的条款，明确规定“外戚、宗室犯罪，与平民同罪，不得减免”。
新修订的《大吴律》在朝堂上颁布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宗室亲王和外戚亲属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律法过于严苛”，请求萧燊从轻修改。萧燊却在朝堂上坚定地表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外戚、宗室虽是皇亲国戚，但也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律法严明，才能国泰民安。”
为了确保新律法的执行，萧燊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梁昱建立“外戚宗室监察台账”，记录外戚、宗室亲属的任职情况和行为表现，定期向朝廷汇报。“若有外戚、宗室违反新律法，监察官员需第一时间上报，不得隐瞒。”梁昱领命后，立刻着手建立台账，加强对戚宗室的监察。
新律法颁布不久，就有一位宗室亲王的儿子因醉酒伤人被抓。地方官员按照新律法，将其判处流放之刑。这位宗室亲王前来求情，却被萧燊拒绝：“新律法刚颁布，若因你儿子而破例，律法的威严何在？以后谁还会遵守律法？”最终，这位宗室亲王的儿子被依法流放，朝野上下无不敬畏。
萧燊严惩外戚、巩固新政的举措，不仅稳定了内政，还间接影响了边疆。大将军蒙傲在西北巡查时，发现鞑靼骑兵因听闻大吴朝局稳定、国力增强，竟不敢再轻易越界骚扰。“太子殿下在内政上的一系列举措，让鞑靼人感受到了大吴的强大，不敢再轻举妄动。”蒙傲上疏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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