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令楚崇澜，身为行政体系的最高首脑，总领尚书省政务，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执行中枢政令，协调军政、民政、财政等各大核心事务之间的衔接。他历经三朝，为官经验丰富，处事干练果断，不仅主导新政的落地执行，还全力推进魏党遗留政务的清算工作，将魏党当年混乱的政务逐一梳理清楚，为新政推行扫清了障碍。在他的协调下，六部之间的推诿扯皮现象大幅减少，政令执行效率显着提升，总能妥善化解各部门间的矛盾，确保新政各项举措有序推进。
太保兼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谢渊（已死），虽已离世，但其功绩与影响依旧深远。朝廷为表彰其生前功绩，追赠忠勤太傅，赐谥文襄。他生前手握军政与监察大权，掌全国军政、九边防务，加“太保”衔以示荣宠，同时兼掌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言行。他不仅总领京师布防，确保京城安全，还全力整肃朝政风气，弹劾贪腐官员，为新政的推行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此外，他提出的“疏导结合、因地制宜”的治水理念，也成为新政中河工治理的重要指引。虽已离世，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皆秉持其忠君爱国、实干为民的志向，全力助力新政推行。
这三位正一品重臣，蒙傲掌军、楚崇澜掌政、谢渊（遗志）掌监察与理念指引，三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构成了大吴新政的核心领导力。正是有了这一稳固的核心领导体系，新政的各项政令才能高效推进，军事整肃、冤狱平反、财政节流等重大举措才能顺利落地，为大吴朝的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一品官员虽不掌握中枢最高实权，多为荣誉加衔与高阶文臣，但地位尊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能够直接参赞中枢决策，为新政推行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其中，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沈敬之，历仕四朝，德高望重，是文官集团的核心首脑。他总掌全国官吏的选拔、升迁、考核与吏治整顿工作，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全力支持萧燊的选贤令，制定了详细的选官标准与考核细则，确保选拔出的官员皆是实干为民的贤才，是选贤令推行的核心主导者之一，为新政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中书令孟承绪，作为中枢决策体系的关键人物，掌中枢决策与诏令草拟工作。他极具战略眼光，善统筹全局，主导了选贤令、盐铁改革等多项重大政策的议案拟定工作，能够精准把握萧燊的施政理念，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条文。同时，他还负责协调内阁与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之间的议事流程，确保决策过程高效顺畅，是萧燊决策的核心顾问。侍中纪云舟，则掌诏令审核与封驳之权，负责督查政令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在新政推行过程中，他坚守原则，多次驳回魏党余孽暗中阻挠新政的拟诏，有效避免了不良政令的出台。此外，他还兼掌朝会礼仪与谏言事务，鼓励官员直言进谏，为新政完善收集了大量合理建议。
内阁阁老共五员，是中枢决策的重要辅助力量，分掌不同政务，共同参决国政。首席阁老周伯衡，资历最老，处事沉稳，负责统筹朝政全局，主理贤才甄别与岗位分配工作。他深知各部门之间的矛盾症结，能够精准调和六部与内阁、三省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工作分歧，确保整个行政体系高效运转；杨启专门执掌监察要务，协助都察院整肃官场风气，主持“贤才跟踪簿”工作，对新选拔的官员进行实绩考核，一旦发现贪腐、不作为等行为，便暗中调查取证，绝不姑息，有效保障了官员队伍的纯洁性；
张伏专司地方实务，统筹地方官职任免工作，主导全国民生工程建设与灾区赈济事务。他深知地方政务的繁杂与重要性，曾亲自赴江南、河南等地寻访江澈等民间贤才，为地方治理选拔了大量实干人才；杨璞精研律法，牵头主持《大吴律》的修订工作。针对新政推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他新增了“阻挠选贤”“贪墨赈灾银”等重罪条款，明确了相关罪行的量刑标准，为新政施政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徐英则总管全国财政事务，主理盐铁、漕运改革与国库存度管理，凭借出色的理财能力，为选贤安置、河工修缮、边防建设等各项政务筹措了足额财资，是新政推行的“钱袋子”守护者。
从一品官员与内阁阁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了稳固高效的辅政体系。他们既能够为萧燊的决策提供专业的建议与支撑，又能够协助核心重臣推进各项政务，确保新政的每一项举措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为萧燊的施政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正二品官员作为部院主官，是国家核心职能的直接执掌者，分掌军政、民政、司法、监察等各个关键领域，是新政政令执行的核心枢纽，承上启下，至关重要。尚书省左右仆射作为尚书省的副长官，协助尚书令楚崇澜统管六部事务，分工明确。左仆射裴嵩主要协助统管吏部、户部、礼部三大部门，侧重吏治整顿与财政统筹工作。他积极配合沈敬之完善选官制度，细化官员考核流程，同时全力保障新政推行所需的财资供给，确保各项民生工程、选贤安置工作的资金到位；右仆射邢湛则协助统管兵部、刑部、工部，侧重军政调度与工程督导工作。他与蒙傲、冯衍紧密协作，全力推进西北边防建设与江南治水工程，协调解决军事与工程建设中的各类问题，确保政令在军政与工程领域高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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