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机制推行三月后，部分地方渐生阻力。一些资深官员以“战时地方事务繁杂，民生、军务难以兼顾”为由，称考核指标过严，难以按时达标；更有甚者，暗中勾结地方乡绅，试图虚报数据、规避督查，妄图蒙混过关。山西某州县官便通过乡绅虚报粮食产量，伪造新政推进成效，以提升考核分数。
左都御史虞谦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即刻派遣得力御史前往山西核查。御史团队乔装暗访，通过实地丈量农田、询问农户、核查粮库账目等方式，最终查实该州县官虚报政绩的劣迹。虞谦当即下令将该州县官罢免问责，押解回京受审，并在全国通报批评：“考核旨在整肃吏治、提升效能，绝非形式主义。凡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之举，必严惩不贷，绝不姑息！”萧燊亦下旨重申：“考核细则乃战时吏治之根本遵循，凡敢违抗、舞弊者，无论官职高低、资历深浅，一律从严处置，以儆效尤！”
尚书令楚崇澜见状，即刻召集六部官员商议对策：“部分考核指标确需结合地方实际调整。譬如偏远边地与江南富庶州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物资筹集难度天差地别，考核标准若一刀切，恐有失公允。”沈敬之深以为然，随即组织考核统筹司成员修订考核细则，增设“地方差异系数”，根据各地经济水平、地理条件、防务压力等因素调整考核标准，让考核更趋科学合理。
中书令孟承绪、侍中纪云舟牵头审核修订后的考核细则，确保政令合规、无有疏漏。纪云舟提出：“考核当兼顾数据与实效，应增设民间评议环节。考核结果需结合百姓口碑，避免‘唯数据论’，确保选出的官员真正勤政为民。”萧燊采纳此建议，下令各地府衙在公示考核结果时，同步设置评议箱，收集百姓意见，作为考核补充依据，进一步提升考核公信力。
中枢的及时调整与严格督查，有效化解了考核阻力。修订后的考核细则更加科学合理，百姓评议环节的增设亦提升了考核的公信力与认可度。地方官员逐渐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吏治风气愈发清明，行政效能持续提升。
第一次考核结果正式公布，全国共有三十五名官员评定为“优秀”。其中河南巡抚柳恒、浙江布政使秦仲、苏州知府李董等因新政推进有力、民生安抚到位、战备物资保障充足，政绩卓着，被萧燊亲自召见嘉奖。“诸位勤政为民、履职尽责，乃大吴朝之栋梁，中兴之基石。”
萧燊下旨，柳恒晋升为从二品河南总督，总领河南军政民生；秦仲调任从二品江南巡抚，统筹江南要务；李董提拔为正三品应天府尹，治理都城周边，以示嘉奖。
边地优秀官员亦得到重用。大同周边某州县官因军需转运及时、军民协同成效显着，被提拔为正四品大同知府，协助管理边地政务；甘肃某州县官因乡勇训练达标、烽火台维护到位，晋升为从四品凉州同知，强化边地治理。蒙傲对此评价：“优秀地方官充实边地治理，让军政协同更顺畅，边防根基更稳固。如此上下同心，何愁边患不平！”
户部左侍郎王砚因盐课改革成效显着，推动盐课收入激增五成，考核评定为“优秀”，被提拔为从二品户部尚书（谢明升任太子太傅，仍兼管户部核心事务）。王砚上任后，秉持谢明务实理财理念，进一步优化财赋考核指标，推动地方财赋增收，为战备与民生工程提供了更充足的保障，成为中枢理财的得力干将。
新锐官员亦在考核中崭露头角。中书省左侍郎秦书言、门下省右侍郎苏晚卿因协助统筹考核机制落地、协调军政民生事务成效显着，考核优秀，被萧燊纳入内阁储备人才，重点培养。“年轻官员有冲劲、善创新、敢担当，需在考核中重点发掘、悉心培养，为大吴中兴注入新鲜血液。”萧燊叮嘱沈敬之，要持续通过考核发掘更多年轻贤才，充实朝堂力量。
考核激励机制的全面落地，让地方官履职积极性大幅提升。各地新政推进更快、物资保障更足、民生更安定、治安更良好。户部数据显示，考核推行半年后，全国财赋收入增长三成，战备物资储备充盈，流民安置率超九成，倭寇、匪患袭扰次数下降七成，大吴朝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
萧燊见考核成效显着，便下旨将地方吏治量化考核纳入常态化管理：每月小查、每季大考、每年总评，考核结果与官员升迁、问责直接挂钩，形成长效机制。都察院随即成立专门的考核督查司，由杨启兼任司长，统筹全国考核督查工作，确保考核机制长期有效运行，不走过场、不打折扣。
内阁阁老张伏主导地方实务，进一步完善考核配套制度，上书萧燊道：“需为全国官员建立考核档案，详细记录每一次考核结果，作为选拔、升迁、问责的核心依据。同时，设立考核申诉机制，确保官员权益不受侵害，让考核更显公允。”杨璞则主持修订《大吴律》，新增“考核舞弊罪”，对虚报数据、贿赂督查官员等行为明确定罪量刑标准，以律法保障考核机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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