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下之日，中枢速组试点专班，以谢明为总领，统筹全局；户部左侍郎王砚为副，倚其精于财算、善革旧制之能，主理细则拟定与试点推进；内阁阁老张伏、大学士李云岫分掌地方对接，凭其地方治理之验，调和江南、浙闽守令落实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虞谦司监督，严察贪腐、舞弊、阻挠之徒；刑部尚书郑衡、阁老杨璞典律法适配，修律以固新政之基。诸人各领其职，即日视事。
谢明既为专班核心，即日集众于户部议事厅，明分职、定责任：“本尚书总揽全局，调中枢地方经费、协跨部事务，使诸事衔接无滞；王侍郎率队调研，草拟试点细则，重点厘并税种、定亩银之率、议灾年蠲免、适特殊之户，务兼公平与效率；张阁老、李大学士即刻南下，对接江南、浙闽布政使、知府，穷究地籍实况、赋税底数、地方积弊，为细则立据；虞御史速遣督查，择干吏派驻试点，设临时督查署，跟进筹备、清查、征缴全流程。”
王砚领命，即从户部诸清吏司抽二十余精干，组细则起草组，夜驻户部别院，梳历代税制、魏党遗弊、前朝并税旧验，初拟细则框架。砚深知地籍为税制之根，无精准地籍则计亩成空，乃奏请萧燊，令玄夜卫指挥使陆冰协查隐田：“玄夜卫善密访，行事迅捷，可潜入地方，究吏绅勾结隐田、改籍之实，精准锁定税源，为计亩征银立基。”萧燊准其奏，敕陆冰选三十精锐，随专班赴地方密查。
虞谦亦速调都察院之力，命刚正不阿之佥都御史柳清臣为督查总领，率十余名老御史，分赴江南、浙闽，设临时督查署。临行，虞谦嘱之：“君等此行，身负监临之责，需紧盯地籍清查、税额核定、银钱征缴诸环节。凡吏贪腐、绅阻挠、擅增税、改账目者，即刻弹劾，从严查办，绝不宽宥。同时联地方按察使，形成监督合力。”复令右都御史梁昱协调各省按察使，全力配督查之事，使监临无死角。
张伏、李云岫亦即刻治装南下，萧燊特召二人入御书房，谆谆叮嘱：“江南、浙闽乃抗倭前线，试点需兼顾足饷与纾民，不可操之过急、强推硬行。若遇乡绅、守旧官吏阻挠，先与巡抚、布政使调和晓谕，顽劣不化者，可直奏中枢求援。务平衡战事之需与民生之计，使试点真惠民、真足饷。”二人叩首领旨，即日束装，快马赴江南。
伏、云岫抵应天，未暇歇息，即召都察院副都御史钟铭、应天按察使褚维岳、苏州知府李董，于府衙开试点筹备会，尽探江南税制之乱。钟铭先奏，语含沉痛：“应天、苏州诸地，吏绅相结，税制荡然。乡绅握七成田产，仅缴三成赋税，或隐田于宗族，或改籍于他处；贫氓止三成田土，却担七成税额，复加杂税徭役，多有走投无路、卖田逃役者。税源日耗，府库空虚，地方治理与抗倭后勤，皆难以为继。”
次日昧旦，张伏、李云岫在钟铭、李董陪同下，深入苏州乡野察实情，所见触目惊心：一乡绅拥千亩良田，户籍仅登两百亩，余者皆挂靠宗族亲友，以避赋税；田间农人面黄肌瘦，家无余粮，却要输田赋、徭役钱、船税、桑税等十数种，吏胥催收时复加“火耗”“手续费”，多有农户无力输纳，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李董面露愧色，躬身谢罪：“臣虽有心整饬，然乡绅势大，税制繁杂、权责不明，力有不逮。今一条鞭法试点，实乃江南生民之福，臣必全力效命。”
其时，王砚、陆冰亦率队抵浙闽，即刻对接浙江布政使秦仲、宁波知州郑明远、福建按察使佥事林文博，探地方殊情。秦仲具奏：“浙闽沿海多渔、盐之户，田产分散且贫瘠，若仅计亩征银，恐重其负；抗倭乡勇皆本地农户，农时耕作、战时赴敌，徭役既罢，需妥置其生计军饷，勿误乡勇招募与抗倭战力，此二事需于细则中重点区处。”
陆冰则率玄夜卫精锐，乔装盐商、货郎，潜入沿海诸地，密查乡绅隐田之实。三日后，冰呈密报于王砚，语含愤懑：“浙闽乡绅多与盐商勾结，不仅隐田漏赋，更私增盐课，中饱私囊。泉州一盐商兼乡绅，隐田五百余亩，岁漏税逾千两，复贿赂泉州知府及属吏，数阻税制整饬，气焰嚣张。”王砚震怒，即令林文博率按察使司吏员，协玄夜卫擒此乡绅与受贿官吏，当众查办，以儆效尤。
调研之中，专班屡遭乡绅、守旧官吏阻挠。江南一致仕乡绅，联数十名士绅，持“祖制不可违”之疏，围堵应天府衙，向张伏施压，反对计亩征银，称“此举坏祖制、苛乡绅，必致地方动荡”。张伏神色坚定，厉声斥之：“祖制者，顺民心、合时宜者也。今税制淆乱，民困国贫，粮饷难继，固守旧制，是危社稷也！一条鞭法，救民救国之策，旨在均赋纾困、保障抗倭。尔等若再阻挠，便是与朝廷为敌、与万民为敌！”遂将此事奏报萧燊，燊下旨严斥阻挠者，重申试点之决心，筹备之事方得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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