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县地处安徽省滁州市西北部，江淮分水岭北侧，县域总面积3002平方公里，下辖定城镇、炉桥镇、张桥镇、池河镇、蒋集镇、朱湾镇、连江镇、仓镇、界牌集镇、西卅店镇、永康镇、桑涧镇、三和集镇、藕塘镇、大桥镇、吴圩镇16个镇，以及七里塘乡、能仁乡、二龙回族乡、拂晓乡、范岗乡、严桥乡6个乡，县政府驻定城镇，是滁州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域，兼具军事要地属性、农业产业基础与深厚人文底蕴。
一、历史沿革与文化脉络
定远境域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七里塘乡侯家寨遗址出土的陶器、骨器等文物，证明数千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形成江淮流域早期原始文化。商周时期，此地为淮夷聚居区，后被楚国纳入版图，成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地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在今定远境内置阴陵、东城二县，隶属九江郡，县域行政建制正式确立。西汉时期，境内增设曲阳侯国，行政格局进一步完善，农业与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兵败垓下后渡淮水，经东城至乌江，县域内留存虞姬墓、霸王墩等遗迹，成为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三国时期，曹魏与东吴在江淮地区反复争夺，东城、阴陵二县建制一度撤销，县域隶属淮南郡西曲阳县，成为军事对峙的前沿地带。两晋时期，恢复东城、阴陵二县建制，隶属淮南郡，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文化与经济稳步发展。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县域归属与建置多次调整。南朝齐时设马丘郡，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正式置定远县，县名取“安定边界、收复远方”之意，行政建制沿用至今，至今已有近1500年历史。梁大同六年（540年）置安州，领定远、临濠二郡，县域行政地位提升；南朝陈时，定远复归南朝，成为江南政权抵御北方的重要屏障。
隋统一后，废郡置州，定远县隶属滁州；唐武德三年（620年）复置滁州，定远属之，天宝四年（745年）县治迁至金城，行政中心逐步稳定。宋代，定远隶属滁州，隶属淮南东路，包拯曾任定远知县，以清正廉洁、公正断案闻名，推动县域吏治与民生发展。元代，定远隶属江淮行省江北淮东道滁州路，社会经济在战乱后逐步恢复。
明代，定远隶属凤阳府滁州，洪武年间县域人口与耕地规模扩大，农业生产与商贸活动日趋活跃。清代，定远隶属江南行省安庐滁和道滁州，行政隶属关系明确，文化教育与手工业发展稳步推进。民国以来，定远隶属关系随省域调整而变化，1992年12月划归滁州市管辖。
定远的文化脉络融合了楚风汉韵、江淮民俗与军事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织。县域内留存的古遗址、古桥梁、古寺庙等建筑，承载着千年历史传承；凉亭锣鼓、二龙戏蛛等非遗项目，延续着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将相故里”的人文底蕴，与现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相结合，形成兼具历史厚重与时代活力的地域文化。
二、历史人物与近代人物
定远县历史上汇聚了各朝代的代表性人物，从军事将领到贤臣名士，从文人墨客到革命志士，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秦汉时期，阴陵、东城二县的建制推动了区域治理与经济发展，地方官员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保障民众生产生活。秦末，项羽兵败途经县域，留下的历史遗迹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符号，民间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与传承，延续至今。
三国时期，鲁肃为临淮东城（今定远）人，东吴着名政治家、军事家，辅佐孙权奠定东吴基业，主张联刘抗曹，促成赤壁之战胜利，其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影响深远，成为定远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南北朝时期，县域内贤达人士积极参与地方治理，维护区域稳定，推动了行政与军事建设的发展。梁武帝置定远县后，当地官员与士绅共同推进县域发展，为“安定边界”的目标奠定基础。
唐代，定远隶属滁州，地方官员重视农业与商贸发展，推动了县域经济的繁荣，民间手工业与农业生产逐步形成规模，为后世发展积累了基础。
宋代，包拯曾任定远知县，以清正廉洁、公正断案闻名，在任期间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推动了县域民生与社会发展，其“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地域伦理文化的典范。南宋时期，董槐为定远人，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主张抗金、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
明代，李善长为定远人，明朝开国功臣，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参与制定诸多制度与政策，为明朝建立作出重要贡献；胡惟庸为定远人，官至左丞相，在明初政治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戚继光为定远人，明代抗倭名将，率军扫平东南倭患，镇守北方疆域，着有《纪效新书》等兵书，其“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成为定远精神的重要体现。此外，胡海为明代开国功臣，因战功受封通川侯，为明朝统一与稳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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