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号，天刚蒙蒙亮，草北屯合作社院里就热闹起来了。
曹大林蹲在地上，检查要带走的行李：两个鼓囊囊的帆布包，里头塞着换洗衣裳、干粮、水壶、急救包；两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这是找郑队长特批的，办了临时持枪证；还有那杆老猎枪，吴炮手的宝贝，用破麻袋片子包着。
“大林，再带床被子吧？”春桃从屋里抱出床厚棉被，军绿色的，补了好几个补丁，“听说兴安岭冷得早，九月就能下雪。”
“带，”曹大林接过被子，塞进另一个空麻袋，“再带点咸菜，那边吃食怕不对胃口。”
刘二愣子背着个大背篓从院外进来，背篓里装满了玉米面饼子——春桃和几个妇女连夜烙的，足足一百个，用油纸十个一包分开包好。小伙子咧嘴笑：“曹哥，都备齐了。够咱们吃半个月的。”
曲小梅拿着个硬壳笔记本和钢笔，正在清点物品清单：“枪三支，子弹两百发，干粮一百个饼子，咸菜十斤，火柴二十盒，煤油两斤，盐五斤，白糖三斤…”她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曹主任，要不要带点咱们的‘山海酱’？给那边的老乡尝尝。”
“带！”曹大林一拍大腿，“带二十瓶。还有蓝莓干，也带点。”
杨帆从合作社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几张盖红章的纸：“介绍信开好了，县林业局的，地区林业局的，还有省林业厅的——王经理托他老同学帮忙弄的。咱们这趟算‘林业技术交流学习’，正规的。”
吴炮手最后到的，老头今天特意穿了身干净衣裳——藏蓝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得平整。他肩上扛着那杆老猎枪，腰里别着烟袋锅子，眼神里透着兴奋：“大林，我这辈子最远就到过县里，这回要去兴安岭了…嘿！”
曹大林看看人齐了：自己、吴炮手、刘二愣子、曲小梅、杨帆，五个人。又看看天，东方鱼肚白，该出发了。
“都检查检查，该带的别落下，不该带的别多带。”曹大林说，“这一去至少三个月，过年能不能回来都难说。”
春桃眼圈红了，但忍着没哭，把最后几个煮鸡蛋塞进曹大林兜里：“路上吃。到了写信回来。”
“哎。”曹大林拍拍她的手，“家里你多操心。”
五个人，三个大包，两杆步枪一杆猎枪，浩浩荡荡出了草北屯。走到屯口，回头望，合作社的牌子在晨光里泛着光，屋檐下挂着的野鸡、野兔在风里晃荡。
“走吧。”曹大林转身，不再回头。
从草北屯到县里三十里，走路得三个时辰。他们赶早班汽车到县里，再从县里坐长途客车到地区，然后转火车——这是杨帆规划的路线，最省时间。
“火车票买好了，”杨帆在地区汽车站掏出一沓票，“今晚十点的，硬座，得坐一天一夜到加格达奇。”
“硬座是啥座？”刘二愣子问。
“就是硬板凳，”杨帆解释，“软座是软和的，贵。咱们经费有限，将就点。”
曲小梅翻开笔记本记：“九月十日，早六点离屯，九点到县，下午一点到地区，晚十点乘火车北上。”
傍晚在地区等车时，曹大林带大家去吃了碗面条——猪肉炖粉条，热乎乎的一大碗，五毛钱。刘二愣子吃了两碗，抹抹嘴：“还是咱们这儿的饭香。”
晚上十点，火车站。绿皮火车“咣当咣当”进站，车头上冒着白烟。曹大林头一回见火车，这大家伙，比十辆拖拉机还长。
“上车上车！”杨帆招呼。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包小包，鸡鸭鹅狗。找到座位——是靠窗的长条硬板凳，坐上去硌屁股。吴炮手把枪抱在怀里，警惕地看着四周。
火车开动了。窗外灯光向后滑去，越来越快。曹大林看着窗外，心里五味杂陈。长白山在身后越来越远，兴安岭在前方等着。这一去，能学到啥？能带回啥？他不知道。
夜里，车厢里鼾声四起。曹大林睡不着，靠着车窗看外面黑漆漆的田野。曲小梅也没睡，借着昏暗的灯光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小梅，写啥呢？”曹大林小声问。
“写日记，”曲小梅说，“把一路见闻都记下来。以后合作社要是有人也去，可以参考。”
曹大林点点头。这姑娘细心，带对了。
一天一夜的火车，坐得人浑身散架。第二天晚上，广播里喊：“加格达奇到了！加格达奇到了！”
加格达奇火车站不大，但人来人往，很多穿着民族服装的人——鄂伦春人，男的穿狍皮袍，女的穿绣花长袍，头上戴着头饰。
“真不一样，”刘二愣子瞪大眼睛，“你看那人，帽子上插着野鸡毛！”
出了站，天完全黑了。杨帆拿出介绍信，找到火车站值班员，打听林业局招待所在哪。值班员是个热心肠的东北汉子，一听是来学习交流的，亲自带他们去。
林业局招待所是栋三层小楼，条件比曹大林想象的好——有床，有被子，有暖气片（虽然还没供暖），还有公共厕所和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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