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芬芬笑道：“开奥迪又算不了什么本事，向表哥这样当官才是本事呢。”梁健道：“我算什么官，一个副科级，是世界上最小的官了。”蔡芬芬道：“世界上最小的官是班主任。表哥，你说我这种酒到镜州市能不能打开销路？”梁健道：“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镜州市喝葡萄酒的人还真不少。”蔡芬芬道：“那就好，老板要开拓市场，让我在几个城市中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镜州市，到时候一定要请你多多关照啊！”
梁健这才明白蔡芬芬酒葫芦里到底是卖什么药了！她如此热情地来看望他，原来是想让他关照她的葡萄酒生意。意识到这点，梁健就警觉了起来。
春节期间，梁健一直呆在老家，陪着父亲和母亲。到了年初二，就开始走亲访友。他只去了外婆和舅舅家，其他都免了，由父母去走。其间，也有来家里做客的，他就不得不招待一番。不少人都说，“我们家里终于出当官的了”。梁健开初还很不习惯，听得多了也就不计较了。
有一个亲戚，跟他年龄相仿，问他，当了领导是不是有专车，吃饭是不是可以签单，娱乐是不是常去唱歌、洗脚和按摩，都有人买单？反正都是些声色犬马的事，梁健这些也都经历过，但他回答说：“怎么在你眼里，做公务员就是整天享受？”那亲戚道：“不是为了享受，那还当什么公务员啊？”梁健没有再跟他争辩下去，找个理由溜了。
有几天中午太阳特别好，暖洋洋照在身上特别舒服。梁健就泡了杯茶，拉个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静下来思考镇长金凯歌出给他的题目：如何实施镇上的权力制衡？
梁健思来想去，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找什么由头启动镇上权力制衡的制度建设？他还用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查询了上的资料。一般情况下，搞党政权力之间的界限划分，都是由党委一把手倡议的，只有一把手有这个意识了，这个工作才能开展。事实上，也是党委书记要体现自己的民主意识，最后有关制度搞出来，也是党委书记的政绩。如果党委书记一把手，喜欢揽权、弄权，那么这种权力制衡的制度根本就搞不起来。
在中国的组织制度中，党委是领导政府的。领导政府怎么领导呢？那就是政府做什么事情，还不是要听党委的指挥？如果党委想插手，你还真不好拒绝！毕竟他领导你嘛！考虑了这些情况，梁健就感觉到要在十面镇搞党政权力的制衡制度，是在困难重重，因为镇党委书记钟涛，从没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多了，而向来认为手中的权力还不够。
春节期间，梁健还意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来自项瑾。
自从项瑾的高官老爸将她从镜州市带走之后，项瑾就没有过消息。梁健不是没有项瑾的电话，而是出于心理上的某种原因，他不想主动联系她。他记得，项瑾告诉过他，等他到了省厅一级，她就嫁给他，而且她会一直等着他。梁健始终觉得，这有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难以”上下而求索。
况且那天晚上他与余悦有了肌肤之亲，他就更加不想联系项瑾，心理始终有种歉疚的感觉。尽管他也知道，项瑾与他不会是第一次，但他与余悦的关系，却让他有种背叛了项瑾的感觉。
项瑾这次短信中的一段话，却让他如释重负。项瑾道：“春节快乐。回来之后，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可能不能等你那么久了。以后我们始终是朋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
这话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梁健与项瑾以前的一切都告一段落。
梁健直至目前都是一乡镇副科级干部，而项瑾父亲是京城高官，连市委书记都要亲自作陪，梁健自然明白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尽管项瑾说过，会等他，但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冲动，说说罢了。梁健对于项瑾从心底里有种喜欢，但对于项瑾的家庭，包括她的父亲，他就不一定了。因此，从心底里梁健也害怕项瑾一直对自己有那样的期待，他反而会觉得很累。
而今，项瑾主动提出，与他的关系，不会进一步发展，他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如释重负归如释重负，除此之外，他还有的也是一种失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背着一样重物觉得累，而这件重物一取下，又觉得无聊和空落，也许这就是人性吧。
梁健站在院子里的梨树下面，喊道：“好吧，梁健，你还是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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