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刚透过窗帘缝隙渗进卧室，枕边就传来一声含糊的问话，调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几点了？”
我原本还困着，被这声音惊得瞬间清醒，撑着胳膊坐起身转头看他。尚筱菊还半眯着眼，额前的碎发乱糟糟贴在脑门上，往常总是带着几分机灵劲儿的脸此刻泛着不正常的绯红，连耳尖都透着热意。我伸手覆上他的额头，指尖刚触到皮肤就皱起了眉——温度明显偏高，不是正常的温热，是带着烫意的灼热。
“你是不是发烧了？”我又用手背贴了贴他的脸颊，确认那股烫意不是错觉。
尚筱菊皱着眉偏头躲开，清了清嗓子想反驳，声音却比刚才更哑了些：“不可能，今儿还有小剧场的演出呢，跟九重哥排了《口吐莲花》，台词都顺了八百遍了。”话没说完，喉咙里突然涌上一阵痒意，他猛地偏过身，捂住嘴闷咳了几声，肩膀都跟着微微发颤，咳完还不忘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带着点不服气，又透着几分掩饰不住的虚弱。
我懒得跟他争辩，翻出床头柜里的体温计，拆开包装递到他嘴边：“含着，五分钟。”
他不情不愿地张嘴咬住体温计，腮帮子鼓出一小块，像只被强迫进食的小猫，眼神却还黏着手机——大概是想摸手机给搭档发消息。我伸手按住他的手腕，语气不容置喙：“先别碰手机，好好量体温。”他撇了撇嘴，终究还是没挣扎，乖乖躺着不动，只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那模样活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学生。
五分钟一到，我抽走体温计一看，38.2℃。不算高烧，但也绝对不能硬扛着去演出。我把体温计凑到他眼前，示意他自己看。尚筱菊的目光落在数字上，先是愣了愣，随即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伸手抢过体温计又看了两遍，仿佛这样就能让数字变低些。
“不能啊，”他喃喃自语，又想清嗓子，结果刚吸了口气就被咳嗽打断，咳得他眉头皱得更紧，眼角都泛了点湿意，“这节骨眼上发烧，九重哥该慌了，师父那边也得问……”
“慌也没办法，你这状态上台，别说《口吐莲花》了，怕是连开场白都念不利索。”我伸手把他按回床上，扯过被子给他盖好，“我给李九重哥发消息，说你发烧了，今天的演出换个人或者改节目，你安心躺着。”
“别别别！”尚筱菊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语气急了些，又因为嗓子不适压低了声音，“别跟师父说，师父该念叨我不注意身体了，还得让师娘给我寄些乱七八糟的补品。再说了，小剧场的票都卖出去了，临时改节目多影响观众啊。”
“观众也不想看一个发着烧、咳得直不起腰的人说相声。”我抽回手，拿出手机开始给李九重发消息，一边打字一边说，“我跟九重哥说清楚，他肯定能理解，实在不行让他找别人搭一场，总比你硬撑着上台砸了场子强。”尚筱菊还想反驳，却又咳了起来，这次咳得比刚才更厉害，连胸口都跟着起伏。我拍着他的背顺气，看着他咳得通红的脸，没再给他争辩的余地。
李九重的消息回得很快，先是问了烧得厉害不厉害，又说已经跟小剧场的负责人报备了，临时换了他和庄子健的《规矩论》，让尚筱菊安心养病，还调侃说等他好了可得请吃顿好的赔罪。我把消息念给尚筱菊听，他听完垮着肩膀，一脸生无可恋地缩回被子里，只露出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不满地瞪着我，那眼神像是在说“都怪你”，又带着点无可奈何。
就这样，尚筱菊原本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硬生生变成了一场意外的休假日。我起身想去厨房煮点梨汤，刚走到卧室门口，就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一看，尚筱菊裹着被子坐了起来，正慢吞吞地往床边挪。
“你干嘛呢？”我走回去按住他，“回床上躺着去。”
“躺着浑身难受，”他声音闷闷的，伸手抓着我的衣角，像只黏人的小狗，“我跟你去厨房，就靠在那儿看着你，不捣乱。”说着还打了个哈欠，眼角的泪痣随着动作动了动，添了几分可怜劲儿。我终究没熬过他，只好扶着他起身，让他靠在厨房门口的墙壁上，还特意拿了个小凳子给他坐。
我从冰箱里拿出两个新鲜的梨，洗净削皮切块，尚筱菊就坐在旁边看着，时不时咳嗽两声，还不忘搭话：“你这梨切得不行啊，大小不一，要是给孙越爷爷看见，又得说你干活不精细了。”
“你都烧成这样了，还有心思挑我的毛病？”我白了他一眼，把梨块放进锅里，加了冰糖和清水，开火煮了起来，“再说了，孙越爷爷那是被你‘薅’怕了，巴不得你离他远点，还管我梨切得好不好。”
提到孙越，尚筱菊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到一半又咳了几声，捂着胸口说：“那能叫薅吗？我那是帮爷爷减轻负担，他家里那么多扇子醒木，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给我拿来用，物尽其用嘛。”他说得理直气壮，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完全继承了岳云鹏的“萌贱”精髓，让人又气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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