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冯照洋，是在哈尔滨一中的秋季运动会上。九月的风卷着松花江的潮气，吹得塑胶跑道旁的红旗猎猎作响，而他就那样斜倚在跳高垫旁的栏杆上，黑色连帽衫的帽子扣在头上，露出线条锋利的下颌，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眼神懒怠地扫过喧闹的人群。彼时他已经是全校闻名的风云人物，不是因为成绩，而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野——敢和教导主任拍桌子叫板，敢带着兄弟翻墙去看夜场球赛，敢在升旗仪式后的广播里，用带着东北腔的清亮嗓音，唱一首写给女朋友的烂俗情歌。
那个女朋友叫许夏，是隔壁文科班的文艺委员，眉眼清秀，说话轻声细语，和冯照洋的桀骜张扬截然相反。他们是校园里最惹眼的一对，他会在她晚自习结束后，骑着一辆改装过的摩托车等在巷口，车灯刺破夜色，他歪头笑的时候，虎牙尖上都带着少年人的肆意；她会在他相声演出结束后（那时他已经跟着本地师傅学相声，常在学校艺术节登台），递上温好的牛奶，替他擦掉额角的汗，而他会收敛所有锋芒，任由她摆弄。我那时坐在观众席的角落，看着聚光灯下眉眼舒展的冯照洋，看着他看向许夏时眼底藏不住的炽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我和冯照洋不算熟，顶多算是点头之交。他是天之骄子，身边围着一群兄弟，而我是江家的小女儿，规矩本分地按着父母铺好的路走。可我总忍不住关注他，关注他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模样，关注他在相声舞台上妙语连珠的从容，关注他和许夏并肩走过校园小径时的亲密。后来听班里同学议论，说许夏家境普通，冯照洋的父母早就不满意，逼着他和许夏分手，可冯照洋偏不，当着父母的面把碗筷摔了，放话说非许夏不娶。那股子宁折不弯的反骨，像一把火，烧得我心里也滚烫。
变故发生在高三下学期。那天我刚走进教学楼，就看见冯照洋靠在走廊尽头的窗台上，背影落寞得不像他。他的连帽衫没拉好，头发凌乱，指尖的烟燃了一半，灰烬落在地上，被他无意识地碾灭。后来才知道，许夏被父母送出国了，说是去留学，实则是被冯照洋的父母施压，用许夏家的生意做要挟，逼着她离开了哈尔滨。有人说，冯照洋去机场追了，却只看到飞机起飞的尾迹；有人说，他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蹲了一夜，把嗓子都哭哑了。再后来，冯照洋变了，不再逃课，不再张扬，每天埋在书本里，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只剩下化不开的冷。
高考结束后，冯照洋没留在哈尔滨，听说去了北京，拜了于谦先生为师，进了德云社学相声。而我，按着父母的安排，留在本地读了大学，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帮忙。我们就这样断了联系，像两条交叉过的线，各自走向了不同的轨迹。我偶尔会在网上搜他的名字，看他在德云社的演出视频，镜头里的他穿着藏青色大褂，站姿挺拔，捧哏时沉稳得体，逗哏时风趣幽默，眉宇间褪去了少年人的狂傲，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润。只是偶尔在他眼神放空的瞬间，我还能看到当年那个在走廊里落寞的少年影子。
再次见到冯照洋，是在两家的联姻宴上。江家和冯家虽不同城，但在生意上多有往来，为了巩固合作关系，父辈们一拍即合，定下了我和他的婚事。当冯照洋走进宴会厅时，全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没有穿大褂时的曲艺气息，多了几分商界精英的沉稳。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在落在我身上时，没有丝毫波澜，仿佛我们只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宴席间，他主动过来和我碰杯，声音温和却疏离：“江小姐，以后请多关照。”我握着酒杯的手微微发紧，抬头看向他，他的眼神平静无波，没有少年时的炽热，也没有半分亲昵。“冯先生，彼此彼此。”我强压下心底的酸涩，扯出一个礼貌的微笑。那天晚上，我看着他和父辈们谈笑风生，应对自如，举手投足间都是成熟稳重的模样，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一身反骨的少年，真的不见了。
我们的婚礼办得低调而奢华，邀请的都是双方的亲友和生意伙伴。德云社的师兄弟们也来了，郭德纲先生和于谦先生端坐主位，看着冯照洋牵着我的手拜堂，眼神里满是期许。敬酒时，于谦先生拍了拍冯照洋的肩膀：“照洋，以后就是成家的人了，要好好待书言，扛起责任。”冯照洋微微颔首，语气恭敬：“师父放心，我知道。”他的手轻轻揽着我的腰，动作礼貌而克制，没有半分温情。
婚后的生活，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冯照洋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德云社的演出和排练上，常常早出晚归。他待我极好，物质上从未亏待过我——给我买最名贵的珠宝首饰，给我办了无限额的黑卡，把市中心最豪华的公寓转到我名下，家里的大小事务都交由我打理，对我的家人也十分尊重。可这份好，太过于客气，太过于疏离，像对待一位尊贵的客人，而非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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