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曾侍郎要办团练？”左宗棠开口就问。
“是。”
“湖南兵痞多，侍郎书生，能治否？”
“不能治也要治。”
左宗棠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大笑：“好！我帮你！”
这一帮，就是二十年。虽然吵，虽然争，虽然几次闹到要绝交，但关键时刻，总是这个人站出来。咸丰十年，他被困祁门，朝中弹劾如雨，是左宗棠在长沙为他奔走呼号。同治三年，天京破城，传言他要造反，是左宗棠第一个上疏力保。
如今，又是他。
曾国藩睁开眼，唤周升：“研墨。”
他要回信。
可提起笔，却不知写什么。写感谢？太浅。写愧疚？太假。写这些年的是非恩怨？又太多了，一封信装不下。
墨滴在纸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同治五年，左宗棠奉旨西征，来江宁辞行。两人在书房里喝茶，左宗棠说：“涤生兄，我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
他说：“别说丧气话。”
“不是丧气，”左宗棠摇头，“西北苦寒，戎马倥偬，我今年五十四了，还能活几年？万一死在任上，你……替我写个墓志铭吧。”
他当时笑了：“你左季高还缺写墓志铭的人？”
“缺。”左宗棠认真地看着他，“缺一个懂我的人。”
他答应了。
现在想来，左宗棠要的不是墓志铭，是一个和解——两个倔强了一辈子的人，在生死面前的和解。
曾国藩终于落笔。
季高弟如晤：
信至，雪满江宁。展读再三，涕下沾襟。
津门之事，吾之罪也，非人之谤也。然弟千里驰书，朝中力保，此情此义，曾国藩没齿难忘。
忆昔长沙初识，弟豪气干云，吾窃疑之。后共事危难，方知弟外刚内热，国士无双。三十年风雨，争过，吵过，怒过，然始终相扶于将倾之际，相助于危难之时。此非天意乎？
弟要墓志铭，吾今可答矣：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负奇才，中年立功，晚岁定边。性刚直，能任事，不苟合。与曾国藩异见半生，而终成知己。盖因君子之争，争于理；小人之争，争于利。弟真君子也。
黄芪、当归已收，药香犹带陇上风霜。弟在西北，苦寒之地，更宜珍摄。闻新疆有变，阿古柏猖獗，此弟建功之时。然用兵之道，勿过于急。昔岳武穆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弟二者兼备，唯欠一“缓”字。
吾老矣，病骨支离，去日无多。唯愿弟珍重万千，早定西域，为我中华开万里疆土。届时吾若尚在，当置酒金陵，为弟庆功。若已作古，亦当含笑九泉。
兄 国藩 顿首
腊月二十三 于江宁
写罢，他拿起信纸，轻轻吹干墨迹，折好，装入信封。封口时，想了想，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小印——是他常用的私章：涤生。
盖在封口处。
又拉开另一个抽屉，里面有个锦囊。打开，是一块玉佩，羊脂白玉，雕着松鹤延年。这是当年咸丰皇帝赏的，他一直舍不得戴。
把玉佩和信一起放进匣里，锁好。
“周升。”
“在。”
“把这匣子，连同里面那支老山参，一并寄去兰州。走驿路加急，务必送到左大人手上。”
“是。”周升接过匣子，犹豫了一下，“大人，那支山参是郭大人从关外寻来，给您补身子的……”
“送去吧。”曾国藩摆手，“他在西北，比我更需要。”
周升退下了。
曾国藩重新走到窗前。雪还在下，越下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他突然想起左宗棠信里那句话：“天下无知，宗棠知。”
是啊，这世上懂他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
胡林翼走了，罗泽南走了，刘蓉走了，彭玉麟归隐了。如今还在朝中，还敢为他说话的，竟只剩下这个吵了半辈子的左宗棠。
真是讽刺。
也真是……温暖。
他忽然笑了，笑声很低，在空荡荡的签押房里回荡，有些苍凉，也有些释然。
所有的政见分歧，所有的是非恩怨，在人格的底色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就像这场大雪，盖住了一切沟壑、一切污秽，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白。
而他和左宗棠，就像雪地里的两棵树。
枝桠也许伸向不同的方向，也许在风中互相碰撞，但根，却深深扎在同一片土地里。
这就够了。
“季高，”他对着西北方向，轻声说，“你才是真君子。”
窗外，雪落无声。
一只寒鸦飞过总督衙门的檐角，留下一串哑哑的啼叫，很快也被雪埋没了。
而那只装着信和玉佩的木匣，正在驿马上，向着西北，向着兰州，向着那个矮个子、大脑袋、眼睛像铜铃的人，疾驰而去。
像一道穿过风雪的光。
虽然微弱。
但足够照亮两个老人，余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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